文｜毕蓝

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YellowFever）。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功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但是，针对政府的骚乱并没有停止。年冬，联邦政府刚回到空荡荡的费城不久，宾西法尼亚西部就传来“叛乱”的消息。这件事由来已久。早在年，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建议增加联邦税收以偿还外债的措施之一是：征收酿酒税。因为当时最常见的酒是威士忌（Whiskey），所以这项税也叫“威士忌税”。此前，联邦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是海关税（进口税）。联邦既没军队，也没警察，更没庞大的官僚机构，“三权”所有的官员加起来不过几百号人，省得不能再省了。增加税收只为还债。汉密尔顿当然知道，任何税收都会引起反抗，特别是在有着光荣的抗税传统的北美。当年的革命就是从抗税开始的，他难道不怕犯忌？可是，做为联邦的“大管家”，财政部长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光喊革命口号木有用。他权衡了所有的选项，认为海关税不可能再提高，否则将损害进出口贸易；其他税也不能征，因为影响面太大。只有酿酒税危害最小，因为一般人只会喝酒，不会酿酒，这项税跟他们没直接关系。而且，从道德上看，这项税可以算作“罪责税”（SinTax）。酗酒是恶习，征收酿酒税，自然会提高酒的价格，大家也就不得不少喝酒。这样既惩罚了酗酒行为，让家庭和社会更和谐，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岂不两全？这跟今天的政府对烟草课重税是一个道理。

汉密尔顿不是鲁莽的人，他在向国会提议征收酿酒税之前，专门征求众议院领袖詹姆斯·麦迪逊的意见。虽然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有很多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难得地一致。年，国会通过了征收酿酒税的法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代表了主流社会（工商业主和大种植园主），他们在谋划着保护主流社会的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西部的拓荒者和小农户，那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酿酒业却是西部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土地肥沃，只要稍一耕作就能丰收，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可是，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像东部沿海那样把粮食装上船就可出口。于是，农民把余粮酿成威士忌酒，卖到东部或出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酒的价值高，利润高，赚钱多。二，酒装在木桶里，不管是陆运还是水运，比一袋袋的粮食方便得多，储存时间也长。而且，在西部，商业不发达，货币量小，酒实际上起了“现金”的作用。大家不说某某东西值多少钱，而说这东西值多少酒，以酒易物，就像当初弗吉尼亚人把烟草当货币一样。如此一来，“酿酒税”就成了双重课税，它不但是“商业税”，也是“所得税”（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