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上残存的石板上，放上一本《圣经》。龚静染摄。

年12月下旬，我参加了成都话英语教材《绝配百年四川话》一书的新书发布会，这本书原是年由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编著的《华西第一年级学生用中文教材》，里面有不少用四川土语发音的英汉情景对话，非常生动有趣，是外国人学习四川话的一本活教材，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后，重新整理出版面世。

在这个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大意是通过这本书我们应该看到启尔德对四川文化在语言方面的贡献，更应该看到这些最早的传教士为成都这座城市带来的现代文明；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世界闻名的华西坝，更没有让成都人引以为傲的华西教育。当然，影响远远不止这些，而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为更多的人们提供了客观公正地认识一段历史的契机。

其实，我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就想起了另一个已经被人遗忘的法国传教士谢纯爱，因为他当年到马边传教时，为了语言的方便，他勤奋地学习彝语，编著了彝法文教材。

正如启尔德所讲的“传教士抵华的第一件事就是领悟汉语”（《华西第一年级学生用中文教材》序）一样，谢纯爱到了彝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彝语，以致能轻松自如地与彝人打交道，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非下苦功而不能为之，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应该相信一个传教士在艰苦环境下的献身精神。

谢纯爱到四川马边传教是年。关于谢纯爱这个人物，我先根据有关历史资料来交代一下他到中国来之前的时代背景：

咸丰三年（），因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被杀事件引发战争（俗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传教。实际上自年以来，在华天主教保护权就逐渐由法国掌控，各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都使用法国护照，传教中对中国政府的交涉，也由法国领事馆办理。

但此后更加激发了民众的反教情绪，“教案”频发，其中有三个高峰时期：-，以天津教案为典型；-，引发中法战争；-，教案主要发生在四川、长江流域和热河东部地区。年以义和团为主的“庚子教案”，杀基督教教士人、教友人；杀天主教神父5人、教士48人、教友人，合计人。可以看出，仇视西方教会、民教冲突激烈成为了这一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年张辉堂就曾经在大凉山西昌、会理等地发动过反洋教、“灭洋人”的运动，杀死了法国传教士贾元贞。

读者请注意，上面的这段文字中有三个关键词：法国、传教士、杀。

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中国现在的主流史观仍然是将之定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并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会历史也视为文化侵略的证据。比如在年出版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帝国主义分子在西昌、大凉山一带的罪恶活动，大多是通过教会传教作掩护……（基督教、天主教）都是帝国主义用以对我国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一种工具。因而他们之间不仅互相勾结，而且还与清朝政府、国民党政府合谋，共同剥削压迫彝族人民。”

但是，随着近年来，一些传教士当年为中国民众做出的积极贡献的事迹不断地挖掘整理出来，如贵州石门坎的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等，人们看到了一些更为真实的故事或个体，与上面那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历史论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传教士并非都受制于国家意志，而是基于基督教的信仰与使命来到了中国，他们历经千辛万苦都试图为蒙昧的人们带来“上帝的爱”，因为在他们眼中，传播福音是没有国界的。

当然，讨论这样的问题并非本书目的，也容易落入世俗命题，但对于下面要写到的这个人物却有一定的背景呈现和铺垫作用。

谢纯爱，法文名字叫密龙（bnon），当时的年龄在50岁左右，是法国外方传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但他的生平极为不详，笔者曾经通过在法国的朋友查寻他的相关资料，至今仍无消息，而这也说明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他只是当时派到中国来的无数传教士中默默无闻的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但显然他的马边之行改变了这一切。

法国传教士谢纯爱。

马边天主教堂在年以前叫公济堂，最早是一个叫黄文清的法国人建立的。

但这个公济堂只是犍为天主教堂的一个分堂，平时疏于管理，多是教友的自发活动，黄文清也很少去，只是重大节日才有聚会。但就这样，马边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已经有了外国传教士的身影，老百姓也在纷纷谈论着那些神秘而让人生畏的传教士们，如马边城边流淌的马边河，在它绕城转弯的地方有个爆花滩，这个地方“人们传说那里原来也是一个深潭，一到月明人静的深夜，便有一对金鸭儿在水上游放；天一亮它就钻进水里；后来有个外国神父到马边传教，把这个宝物盗走了。从此以后，那儿就出现一个大滩。人们远远望去，很像绿带上缀的一朵雪白的花，所以它叫作爆花滩。”（李伏伽《旧话》）

马边河。龚静染摄。

本身是河里转弯处的一个自然景观，却被说成是因为传教士偷走了宝物形成的，这说明传教士的形象受外界讹传影响甚深，这与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抵制洋教有关。但是，我们在民国初期看到的历史景观是：一面是不断的强烈的反教热潮，一面却是信教势力的壮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充分说明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是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但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中还没有产生出一种唯吾独尊的绝对势力。

谢纯爱就在这时候来到了马边，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但特殊的时代也注定了他这一不寻常的传教之旅。

马边过去属于犍为教区（小区），天主教一直想深入马边开展教务，但苦于环境的险恶都没有实现这一目的。谢纯爱曾经当过犍为天主教堂司铎，马边属于其教务范围内的事，所以他一直想进入马边传教。

年后，马边划归叙府教区（即后来的宜宾教区），谢纯爱终于来到了马边建立天主教堂，成为了马边天主教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父。这个教堂建在马边县城内，刚开始几年发展比较顺利，“有学徒多人，另设有经言学校、医院各一所。经言学校有学生十余名，全系教徒的子女。”（《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

年版《马边彝族自治县志》也记载马边天主教堂的一些情况：“创办经言学校，招收教徒20余人学习文化，又购置药品数十种，免费为教徒及县人治病。对穷困教徒，借给小款，不收利息。使教徒增至多家，数百人。”

也就在这一时期，谢纯爱不仅学会了彝语，且善用彝族谚语，与彝人交流已毫无障碍。他还以自己的语言天赋编著了《彝文教会经典》和《彝法文辞典》，这客观上是对彝族文化的一种推动，让西方人逐渐认识了彝族。后来他又把这两本书送到成都去印制，分发到各地教堂和修院，因为当时在四川的法籍神职人员数量不少，而广大的彝区正等待着更多像他这样的传教士去传递福音。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认识了黑彝水普说格（后文中也译作水卜说格、树根儿，为同一人），让谢纯爱有了真正走进彝区传教的可能。但水普说格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谢纯爱的命运。

水普说格是当地的黑彝，懂汉话，常与汉人打交道，属于彝人中的开明之人。

当时，马边地区流行麻风病，有两个彝民因为患了麻风病，家族里的人开始诅咒他们，劝说他们跳水自杀，不然就要将之活埋。麻风病的传染性极高，当时患上麻风病简直就是遇到了灾星，人人避之不及。谢纯爱知道后，就去找到这两个人，亲自给他们洗澡、敷药、打针，救了他们的命，这让当地人开始对谢纯爱改变了看法，也得到了水普说格的敬重。

由于水普说格是黑彝，两人熟悉之后，谢纯爱就想让他带自己深入彝区走一回。水普说格对此事非常积极，甘愿充当保头的角色，主动陪着谢纯爱从马边、峨边一带走了一圈，历时两个多月。也就是在这两个月中，水普说格同谢纯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去后两人便商量在水普说格的家——离马边县城40多公里的挂灯坪设立天主教分堂。

去挂灯坪的山路上。龚静染摄。

挂灯坪在今马边县高卓营乡大河坝，位于群山之中的一座山巅上，海拔有一千多米。

虽然海拔并不是很高，但被高山峻岭环绕，行路极难，从马边县城到挂灯坪要花三个小时时间，基本是在山道上盘旋。今年五月，为了实地考察挂灯坪，我在高卓营乡书记柳志强、乡长吉克果日、副乡长阿支曲正等人的带领下一同前往那里。

通往挂灯坪的道路极为狭窄，弯道又多，仅能过一辆车，根本无法错车，要是对面来一辆车会非常麻烦，但路上杂草丛生，看得出这条山路平时行车稀少；在路中，望左车窗外一看，下面全是悬崖陡壁，稍有疏忽就会葬身谷底，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幸好开车的是个彝族师傅，他对山路比较熟悉，而后面一辆开越野车的汉族师傅一直提心吊胆，被彝族师傅甩了老远，上山后，汉族师傅说他早被吓得脚趴手软。

马边县境局部，上面准确标注了“挂灯坪，天主堂”这样的字样。地图为年马边县立中学学生绘制。

挂灯坪上远眺。龚静染摄。

登上挂灯坪，感觉就不一样了。

抬头向上，天空湛蓝，云朵晶莹透明，如羊似马，让人怜爱；而平目远眺，群山纵列，如从天而降的亘古波涛，涌动着莽莽苍翠。

挂灯坪的山顶是一块难得的平地，被四周的山峦团团围住，有种众星捧月似的感觉，非常壮观。而就把教堂建在这块山巅上的平地上，可以想象一座西式教堂矗立在这里，哥特式尖顶穿破云天，确有一种神圣的意味。

带我们寻找教堂遗迹的是彝族青年阿毕阿善，他的爷爷阿毕噶洛曾经是水普家的管家，显然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被青草和树木掩埋后的一点残迹，如几块柱头石墩、几截雕花的石板以及一些零星的石制构件等，据说在谢纯爱死后，教堂便没有人再来管理，有些建筑物被当地彝民拆掉搬走，大多残留的被推为平地，散落在地下为青草覆盖，昔日教堂的影子难觅。到现在，这里除了朝云暮雨，配得上那一段隐秘岁月的，可能只有遍开的鲜花和星辰起落撒下的万丈霞光，而这一切都还给了那永远的、深深的静穆。

当年教堂残存的梁柱。龚静染摄。

当年教堂残存的石墩。龚静染摄。

到彝区传教是谢纯爱酝酿了多年的事情，他到挂灯坪的事情也在马边彝区广为人知，我曾经在乐山与七十多岁的彝族文化人、原马边县委副书记立克石波先生见面时，他也曾告诉我谢纯爱的故事。

据说谢纯爱是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头洋人，在他死之前几个彝人都对付不了，本来这件事是水普家支的人干的，但他们怕担当不起，便说是杀死英国传教士巴尔克的阿侯家干的，因为那支黑骨头很硬，他们有杀洋人的先例，顶得起罪。

但这些都是民间传说，而真实的事情是如何发生，谢纯爱是如何被害死的？因为时间已经久远，这还得从相关的史料中去重新寻找答案。

年，由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联合调查中，在四川的调查成果里就有谢纯爱之死的详细记录，文字材料集中汇集在了《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一书中。

年，密龙以70锭银买就水卜说格（水普说格）、水卜先家、水卜木牛的土地林地十余亩。该处地势平坦，土质较好，宜于修建和种植蔬菜。后面有老林作为屏障，前有垭口，地形相当险要。是年三月密龙同另一个法国教徒又去看过一次，转县之后，即雇汉族泥木土工20多人到木竹足木动工修建。四月份就率领汉族教徒二人住在该处监修房屋，培植耕地。另外还雇有彝族短工伐木、砍竹子、运石头、打屋基，彝工每天自带糌粑，终日劳动只得半斤盐巴，遭到残酷的剥削。总共修成平房八间，四周种有竹木，地里种有萝卜、青菜、向日葵等。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面这段叙述中关于彝工“终日劳动只得半斤盐巴，遭到残酷的剥削”一说不够客观真实。因为当时在彝区，盐是非常值价的，“凉山之银，尚不如盐为用之大。”上面这段文字是-年间的调查报告内容，这是在特定年代下，带有阶级斗争意识的调查结果。

密龙从-年间，很少外出，每当外出时总是早出晚归，在附近地区鬼鬼祟祟地用望远镜东张西望，遍处细看，彝族长工阿比木牛曾听密龙同水卜说格秘密商议，准备在附近开办银矿厂，修筑飞机场，还想买附近的一条河和挂灯坪后面的所有老树林。这个密谋被木牛听着以后，他就清楚密龙到彝区抱有更大的阴谋，水卜家同他勾结一起，一定会搞些鬼把戏，就把这个罪恶计划向劳动人民传开了。

同样，这段文字中说他想在当地开银矿厂、建飞机场，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别说一个传教士，就是国民政府也未见得拿得出钱到一个荒山峻岭中去修机场，何况马边的地形还没有修建机场的条件。

其实在当时，中国民众对外国传教士有妖魔化的倾向，所以对谢纯爱的误解之深也就不难理解，这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情形。

但关键是这样的误解常常是致命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这一幕：

年，也是密龙到挂灯坪第三年的一个夏天，吼普呷独、吼普瓦普、吼普格日等率领30多人，先到挂灯坪附近侦查，乘教堂内只有密龙同一个女教徒在家之际，慌称系来卖小孩，即进入屋内，将他拉走。当时系用一根绳子捆在颈子上，准备拉到西岗山，密龙拒不前去，被拖倒在路上，几个人用力拖拉，走不多远，就被勒死。另将一女教徒带走，向大河堡方向撤退。当日教堂所有的人全部撤走，密龙尸体运回马边县城葬在北门外天主教堂自置的亭坪坟地内……

谢纯爱死后，据《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记录，后面的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国民政府要求水卜交出肇事人，据说水卜家出了银两了事。次年政府调查出系吼普（彝族恩扎家支中的一支）家所为，当吼普呷独（也译作恩扎嘎夺）因事去西宁时，被西宁当局抓住，送马边县城，死于狱中。”

不过，我在相关的材料中发现，谢纯爱死后是启动了法律诉讼程序的，法方政府给中国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责成当地政府严加查处。但因为吼普家是黑彝，在当地有一定势力，所以在查明是吼普呷独（恩扎嘎夺）主要参与者后，仍然不敢到他的家族所在地抓捕他，而是只有等他外出到西宁（今雷波、马边交界的西宁镇）时才将他缉拿，而时间已经过了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寻找关于谢纯爱之死的史料过程中，发现仅存的几份资料中存在很多差异之处，如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志》就同前面《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中“法国传教士密龙在马边县挂灯坪的活动和彝民的反抗”一文的描述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时间都有很大的出入，而结合年当地进步青年张洪熹、曾宗纯给报纸撰写的《马边挂灯坪教堂法籍神父谢纯爱被彝民勒毙》一篇新闻比较，显然后者则更为真实可信：

民国24年8月29日，黑彝六铁木勒、瓦罗美什子、水普痴铁等约集多人，包围了教堂，要谢（纯爱）付给山价款和保头费。谢一文不给，而且大发脾气，遂被人用绳子拴着颈项，意欲拖他去县衙评理，谢犟着不走，被拖倒下死亡。谢死，木勒等人遂将教堂财物抢去，掳走工友二人，放火烧毁教堂。谢纯爱的尸体，由说格送回城区，葬在县城北门罗埂亭坪。

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同“法国传教士密龙在马边县挂灯坪的活动和彝民的反抗”一文的区别在于：一、时间不一；二、主要参与者和人数不一；三、现场描述不一。

但哪一个才是真实可信的呢？

四川美姑是马边的邻县，由于谢纯爱之死跟当地有一定关联，《美姑县志》的“大事记”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它是这样叙述的：“年8月，美姑黑彝头人恩扎嘎夺率领20余人到马边县挂灯坪（时属美姑恩扎家领地）活捉法国传教士密龙（汉名谢纯爱），在途中将其勒死。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民国政府捕获恩扎嘎夺，半年后病死于狱中。”

年，马边县社会科科长张鸿基到天主教堂找到后来的神父汪波，说是要编撰马城县志，主动请他提供文字传记，于是汪波就写了一份《天主教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志略》的文字资料，他在文中是提到了谢纯爱在马边传教和殉道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法籍司铎谢纯爱（biron），奉命成立马边县本堂区，历年六载，进教日众。一九三二年，复呈奉核准，并获官方许可，得进夷地，购买挂灯坪，建堂宣教。堂未成而夷人叛，将纯爱颈部系以毛绳，逼之随行，愈拉愈紧，卒致勒毙殉教，时一九三五年阴历七月廿二日事也。逾三日，尸移马城，葬于北门对岸罗埂亭坪，有碑为记。其在夷地公余，译有夷文教会经典，及著有夷汉字典云。

汪波的这段文字中，有三处值得注意：一是谢纯爱是年经官方同意后去的彝区，是在马边城里待了6年之后才去的，说明他是精心准备的，并获得了合法的途径；二是他死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阴历七月廿二日”，即年8月29日，同上文一致，证明这个时间才是准确的；三是谢纯爱死后专门立有石碑，汪波深悉碑文，而且他的母亲死后就埋在谢纯爱墓碑的后面（后文将会再提到此事），以示跟随之意。

年1月初，我再次到马边县查找资料，又意外发现了一件重要的档案，再次证明了汪波对谢纯爱事件是非常了解的，他的叙述是真实可靠的。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档案呢？

原来这是民国二十八年（）7月11日，马边县天主教堂给政府递交的一份状纸，事因谢纯爱被害一案久拖未决，再度引起了马边天主教堂的不满，直到四年后他们还在追问这件事情，而这份状纸的信息就解决了上面事实不确的问题。

在马边县档案馆档案资料中，一张发黄的状纸至今犹存，打开它的时候，它发出了一种因为长久未见阳光而变得腐朽而刺鼻的气味，但时间恍若倒回，笔者看到了这个名为《为呈请严缉法办俾张法纪而利传教情事》的状纸：

《为呈请严缉法办俾张法纪而利传教情事》状纸（一）。存马边县档案馆。

《为呈请严缉法办俾张法纪而利传教情事》状纸（二）。存马边县档案馆。

县属挂灯坪天主教堂法籍司铎谢纯爱前被凶夷多人劫毙，呈蒙钧府缉获凶夷六峨尕肚儿（注：译音不同，即上面说的吼普呷独或恩扎嘎夺），讯究供称伊不过在场徒犯，其主犯凶夷实系六铁家黑夷木勒、哇儿瓦竹瓦罗家黑夷大批儿美什子、水普巴黑夷痴铁等共同行劫击毙，现尕肚在禁病故，未邀头戮，本案在法律上未得相当抵偿，致使悬案莫结，影响贵法律国际公法莫此为甚。为此，具状催恳钧府，俯赐查案，按名缉办，俾张法纪而重公约，实为公便。

状纸反映了两个情况：一是谢纯爱一案过去了四年，但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那三个被点名的“凶手”，即六铁木勒、瓦罗美什子、水普痴铁仍然逍遥法外，但政府实际已无继续查办的心思；二是谢纯爱被害现场比较混乱，但事件的主要策划或组织者应该是六铁木勒、瓦罗美什子、水普痴铁三人，而六峨尕肚儿（即吼普呷独或恩扎嘎夺）虽是参与者，却非主角，他们在各自推诿罪责。

这里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汉人对待彝务非常头痛，遇到这样的事情官府常常是息事宁人，并不想为此多废脑筋。

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到凉山地区考察，也听说了挂灯坪事件，但与当时的真实情形出入不小，已经变成了民间传说的一种，这从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中就可以看到：

屯委会徐孝恢先生（此人曾于年率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考察团进入凉山考察，“民国初期的凉山考察热”一节中曾提及）告诉我们，天主教以前在照灯坪（马边挂灯坪之误）设有教堂，劝夷人信教。其所采手段，是给信教者一些东西，藉资引诱。不料倮夷只贪东西，并无诚意信教。每次来总是需索，同时又叫亲友也来要。不久外国神父所带东西，一齐要完。他们贪求无厌，连答应他们等东西运来再给也不行，反而疑心神父将东西藏起来。结果将这位神父，拖在地上走，向之勒索东西，结果把他拖死在山上。随后教堂也被他们毁了，教士们遂不敢再入凉山传道。

不过，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挂灯坪事件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传闻也多，常常是将之当成外来者进入凉山的告诫，实际是更增添了人们的紧张和恐惧。

与挂灯坪事件常常一起谈及的还有巴尔克事件，以及民国八年彝人攻陷昭觉毁掉天主教堂一事，这些都构成了当时教难频发的社会氛围。在扑朔迷离的谢纯爱事件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打量、议论这件事情，但更多的是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谢纯爱死之后，吼普呷独（恩扎嘎夺）虽然顶罪，但当时一起跟他去的众人只是暂时作了鸟兽散，而家支间的械斗仍然会持续，一地的强悍野蛮风气不曾有任何改变。

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年，学者马长寿去往小凉山考察，在从雷波出发不久往马边的途中，他就遭遇了惊险的一幕，后来马长寿在《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专门写到了这一节：

余前行数步，转弯，至卢家寨村口，迎面来一凶彝，气势炎炎，以枪拦吾去路……醉罗自言曰：“吾恩札毕摩，土司我杀过，洋人我杀过，我为天中之最狠者。”言毕两手持枪，一膝委地，向吾射击……醉罗舍枪，以手夺吾杖，别吐（马长寿的随从）自吾后出，以手枪抵其额。吾恐攘变，急舍手杖，醉罗夺之，折为二截。

后来马长寿才知道，此人便是在彝区广为传闻的“前年曾与恩札娃尔等在山中格杀马边天主教谢神父”的恩札毕摩，其凶狠野蛮让路人无不为之胆颤。

时隔七年后的年，人类学家林耀华率领的““燕大边区考察团”前往小凉山考察，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恩札娃尔，他在书中写道：

次晨早行，越三十里到黄茅岗，大雾降临，对面不见人形。从岗顶慢下东坡，都是一片森林……坡下忽来夷汉一名，骑着一匹黑马，见我们立即下马，拦着去路，要求放下行军装，我命滑子冲上前去，这大汉却跑到我面前，幸滑子打夷语说明我是汉官委员，汉子迟疑半响，我就趁势而走，后来打吉（雷波县里区家支头人）告我骑马大汉为黑夷恩扎娃儿，著名的叛徒（意指不受汉人安抚），曾吊杀住马边的法国传教士，我闻之不禁吐舌。

这是一片古老的、未被开化的土地，杀戮盛行，四处依然弥漫着血腥，谢纯爱没有在这片荒蛮边地上插上十字架，却只能以生命殉道。

年6月3日，我站在挂灯坪的山巅之上，把一本《圣经》放在了一块当年教堂的残石上，四周开满了白色的蒲公英和黄色的迎夏花，野草莓上沾着露水，随手就能够摘采，而耳边传来了悦耳的声音，那是弹琴蛙在溪泽地旁有节奏地、动情地歌唱……

（注：此文为非虚构作品《边地马喧》（暂名）一书中的一章，其他内容将逐步推出，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