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上）

文/汪晖

编者按

汪晖老师一直致力于“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以此“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今日推文《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是他对自己此前研究所作的绪论。本文将20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多脉络的世界格局之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作者拒绝了“挑战-回应”模式或“内在发展”模式的解释逻辑，并指出，20世纪是一个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自身的世纪：正是对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突破塑造了现代中国的主体。这一观点在处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尤其具有积极意义，它将我们的视野重新带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次革命。对现代中国主体性的把握不可能通过告别革命的方式完成。

本文是汪晖老师为《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一书所作的绪论，原载于《开放时代》年第5期和第6期。保马推送的是作者提供的最终定稿，由于篇幅过长，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感谢汪晖老师的大力支持！

如果从苏东解体、冷战在欧洲终结算起，20世纪落幕至今已近三十年。欧洲正在进入后冷战之后的危机时期，但亚洲的冷战阴霾仍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升沉，提示着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复杂纠葛。继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更加持久的增长，与美国、日本一起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鳌集于太平洋区域。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太平洋世纪在延续，但其中心正发生重要转移。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终止，市场关系的扩张和渗透仍然在持续，国家没有衰落，民族认同甚至比以往更为清晰，但革命—尤其是20世纪意义上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已经蜕变为幽灵。诞生于19和20世纪的社会体制和政治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纪，一个至今陷落在各不相让的叙述之中而难以构成思想对象的时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无所不在的世纪元素，却无法像对待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那样，或者像对待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那样，来思考20世纪。本书以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前言中提及的、在该书中未能涉及的“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1]为宗旨，两者研究对象和写作状态十分不同，但都致力于将中国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我们既是20世纪的产儿，又身处作为其否定物或对立物的时代，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人物或文本的处理，都无法摆脱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既是其产儿又是其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所造成的紧张。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不得不字斟句酌、反复修订，并不只是因为这些论述的发表可能（事实上也的确）引发的剧烈争议，而且也因为写作过程本身唤起的内在紧张感。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书，但并不是一部编年性的历史著作。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写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的通史著作。在为出版此书而编辑、整理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本书的真正使命就是探索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将20世纪中国建构为思想的对象？思想总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从而思想的对象不是僵死的客观性，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内在视野的对话者。因此，所谓将20世纪建构为思想的对象，首先意味着将20世纪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即不再只是将这一时代作为当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注释和附庸，而是通过对象的解放，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即一种不能自居于审判者的位置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对象也才能获得解放。

长世纪、欧洲世纪末与作为时势的世纪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又从哪些要素着手去探索或触摸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这里先从20世纪作为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谈起。如何界定20世纪？又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刻度，20世纪不可能恰好是年以降的年，历史学家们根据不同的尺度对其进行了重新的度量，例如长世纪与短世纪。本书未使用“漫长的20世纪”这一概念，但并不拒绝从长时段的视野观察这一时代。在《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imes）一书中，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Arrighi，–）综合马克思和布罗代尔有关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将年代美国遭遇的体系性危机溯源自14世纪以降约年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有关资本控制和再生的现象，从而为观察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世纪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同时代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