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升译：法国的蒙古学研究

鄂法兰(FrangolsAubin,年-)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汉学教授,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和中国伊斯兰教专家。她是韩百诗(LouisHambis)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本文是译者的特邀稿,原法文稿未曾发表过,专供在中国发表汉译文。

———译者

当我们讲到法国的蒙古学研究时,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名字便是伯希和(PaulPelliot,年-年)。他是中世纪和前近代高地亚洲语言和文献学的一名无与伦比的天才。对于蒙古学家们来说,他的主要遗著是对《元朝秘史》原文的一种复原及其部分译文。这是一部以遗作的名义发表的著作,在他的时代是开拓性的,现今依然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尽管已经流逝有数十年的光阴了。

伯希和:《蒙古秘史》蒙文本复原和卷1-6的法译本,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1卷),年版,共4+页。

伯希和在学术上的苛求如此严厉,以至于他在其生前仅发表了(主要是在他任主编之一的《通报》中)大量绝好的札记。他一直在为他的同事们的著作进行修改和润色。其中留作未杀青的那些最为言简意赅的札记,成了作为遗稿而出版的真正著作。在蒙古学领域中,我们还将引证以下著作:

对斯普勒(B.Spuler)有关金帐汗国著作的书评。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附有一批以-ar结尾的突厥人名和民族名称),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2卷),年版,共页。

对巴德利(J.F.Baddeley)的著作《俄国·蒙古·中国》(年)的书评。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第1卷是行文,第2卷是世系表,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伯希和遗著》第6卷),年版,共6+页和5幅折叠世系表。耿升中译本,中华书局,年版。

继他与穆尔(A.C.Moule)合作出版《马可·波罗游记》的著作(年)之后,又有伯希和:

《〈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国家印刷局和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版,第1卷,共12+-页;第3卷,索引,3年版,页。

作为对万嘉德(P.A.VandenWyngaert)的《中国的方济各会士》(年)和20年代末其它出版物作出的回应,伯希和著有《中亚和远东基督徒的研究》。1.有关柏朗嘉宾(JeandePlanCarpin)出使记的笺注;2.有关鲁布鲁克(GuillaumedeRubrouck)出使记的笺注;3.有关摩诃·雅巴罗诃(MārYa(h)bhallāha)、拉班·扫玛(RabbanSauma)和汪古部(ngüt)基督徒王公们事迹的笺注。巴黎,国家印刷局和辛格—波利尼亚克基金会,3年版,共4-页。

这批丰富遗著的出版者是伯希和的主要弟子韩百诗(LouisHambis,年-8年)。

他是其师治学方法的忠实传人,也是其师蒙古人名和地方研究的一丝不苟的继承人。年,为了他而在法兰西学院(法国大学以外的最高教育专门机构)重新设立了一个中亚历史和文明讲座,酷似伯希和从年到年逝世之间曾主持的那个讲座,而伯氏讲座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却未能延续下来。韩百诗在开始时是蒙古学家,但从50年代起,他却越来越潜心于对前蒙古时代高地亚洲的文明和艺术交流的研究。在蒙古学领域中,他自年起最突出的著作如下所述。在元史方面有:

对《圣武亲征录》的部分译本,这是一部13世纪的编年史,由伯希和亲自写了大量注释作补充。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莱敦布里尔出版社,年,共27+页。

对于在忽必烈及其继任者统治下,直到年之前,享有真正或虚构封地诸王和宗室驸马们的世系介绍。对其蒙古文名字及其复原方面,有韩百诗:《〈元史〉卷,据元朝的汉文官方历史记载的归于宗室成员和蒙古宫廷大臣们的封地》第1卷,莱敦布里尔出版社(《通报》专刊号第3卷),年版,共15+页,它是对由伯希和注释的一种类似的家族世系介绍的续文;韩百诗:《〈元史〉卷》,附由伯希和所作的补充注释,另有71幅表,其中10幅是插页。

莱敦布里尔出版社(《通报》第38卷的补编),年,共11+页,另加插页图表。

韩百诗:《蔑尔乞人伯颜传初探》,载《亚细亚学报》第卷,第2期,年,第-页。

韩百诗:《元代的高丽史考》,载《通报》第45卷,第1-3期,年,第-页,另加插页图表。

韩百诗:《成吉思汗史中不为人熟知的一种情节》,载《学者通报》,年第1-3月号,第-页,另加插页图表。

作为对70年代初有关成吉思汗全部知识的整理,有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收入《我知道什么?》丛书第种),3年版,共页。

韩百诗:《马可·波罗的〈世界志〉》,用现代法文翻译的全文,并附有导言和注释,巴黎,克林西克出版社,年版,共18+页,另加1页插页地图和彩色插图(第2版的书名是《马可·波罗的珍异书》,6年版,共39+页,4开本)。

韩百诗和贝凯(D.LouisBecquet):《柏朗嘉宾的〈蒙古史〉》,译注本,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书店年版,共页,附有插图。耿升中译本,中华书局年版。

对于明代蒙古人,有下列著作:

对有关这一时代的汉文、蒙文和满文史料的介绍,附有对《明史》卷-和的传记译文、《蒙古世系谱》(18世纪)以及《登坛必究》(年左右)卷23中的世系表的全译文,这就是韩百诗:《明代蒙古史资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1卷),年版,共92+页。

韩百诗:《蒙古人定居于黄河河套地区考》,载《蒙古研究》(李盖提主编),阿姆斯特丹,维尔拉·B·R·格伦纳出版社0年版,第-页。其中共有20个蒙古部族的名表。

活跃于30年代或40年代的所有蒙古学家们,都应感谢伯希和提供的那些建议和资料。

有些人是通过直接受业的渠道(如路易·李盖提,年-8年,匈牙利蒙古学的奠基人;德尼斯·西诺尔,美国布卢明顿州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的创始人,自年以来任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秘书长)。伯希和的另一位直传弟子是拉切聂夫斯基(PaulRatchhevsky,年-年)。他应在本篇回顾文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他的原籍是俄罗斯。拉切聂夫斯基从8年起便是无国籍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方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于年-年中在巴黎学习和工作,直到80年代仍继续在巴黎汉学研究所用法文发表著作。他有关《元典章》的巨著是在伯希和的首倡下着手进行的。此人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发表的有关元代之前和元代的蒙古历史与制度的所有著作(他当时居住在莱比锡,后来迁居东柏林),都证明了他最早受到的培养。

《元典章》(巴黎,艾尔奈斯特勒鲁出版社,收入《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年,共99+页)的续文。《元典章》第1卷共包括页的一篇有关《元典章》的资料以及统治该时代社会各阶级立法的概论,对《元史》卷全文和卷部分内容(刑法和职制条例)的译注文,作为注释而引自《元典章》的断例和诏令条格的译文。

拉切聂夫斯基:《元典章》第2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2年版,共11+页,由《元史》卷末(祭令、学规、军律、户婚)和卷(刑法、食货)的译文组成。

拉切聂夫斯基和鄂法兰:《元典章》第3卷,索引,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7年,共页(拉切聂夫《元典章》前两卷的索引)。

拉切聂夫斯基:《元典章》第4卷,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研究所文库》第4卷),年版,共页(对《元史》中刑法志中刑罚条文的译文)。

在一部短小而又堪称典范的研究民族起源的论文中,拉切聂夫证明,在5世纪-10世纪的汉文史料中提到的室韦人的血统很混杂,他们的部族联盟并不统一。因为南部和东部的部族都以其社会和经济组织而与通古斯人近似;其森林中的部族可能是蒙古人。这就是《室韦人是蒙古人吗?》一文,载《纪念戴密微先生的汉学研究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汉学研究所文库》第20卷,年版,第-页)。

对于13世纪蒙古人的研究,在法国仍是继续于蒙古学家—汉学家的有限圈子之外从事的。受宗教和近似于宗教现象吸引的一名突厥学家让—保罗·鲁(Jean-PaulRoux,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导师,现已退休),长期探索他称之为“阿尔泰式”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是古代突厥人和中世纪蒙古人所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让—保罗·鲁:《从书面文献看古代和中世纪阿尔泰民族的死亡观》,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出版社年版,共页。

让—保罗·鲁:《阿尔泰社会中的神圣动物和植物》,巴黎,阿德里安—麦松奈夫出版社,年版,共页。

让—保罗·鲁:《伊斯兰教肖像学研究,突厥和蒙古人的几种圣物》,巴黎突厥学研究发展协会和鲁汶大学(比利时),彼特出版社(《突厥学丛刊》),年,共页,另附插图。这是作者在《突厥学报》中发表的4篇论文(《突厥学报》第7卷,5年;第8卷,第1期,6年;第9卷,第1期,7年;第12卷,年,有关“帽子和腰带”的论述,本文集中在第9-26页;“羽毛”,第27-58页;“弓箭”,第59-82页;“杯子”,第83-页)的再版。其中对于这些论文中的第1篇作了某些增补。

一部通俗读物,让—保罗·鲁:《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宗教》,巴黎,帕约出版社,年版,第页。

另一部同样也是为大众读者所写的书。让—保罗·鲁:《中世纪的探险家》,巴黎,阿尔泰姆·法雅尔出版社,3年版,共页。

依然是为大众所写的又一部著作。让—保罗·鲁:《蒙古帝国史》,巴黎,阿尔泰姆·法雅尔出版社,3年版,共页。

由让—保罗·鲁作序的一部鲁布鲁克(GuillaumedeRubrouck)游记的法文译注本,它是根据最佳拉丁文本原文译出的,也就是据万嘉德的《中国的方济各会士》(瓜拉奇和佛罗伦萨年版)中所提供的那种拉丁文本译注的;而柔克义(W.W.Rockhill,年)那部经典性的英译本却是以一种错误百出的拉丁文版本(A.达维扎克,年)为基础的。

克洛德(Claude)和勒内·卡普勒(ReneKappler):《鲁布鲁克在蒙古帝国的游记》译注本,巴黎,帕约出版社,年版,共页。

一名阿拉伯学家迪迪埃·加札尼雅杜(DidierGazagnadou),捍卫那种认为蒙古人通过奴隶王朝(即玛穆鲁克帝国)而曾经是将中国的驿站(蒙古文作jam)向西方传播的媒介。

迪迪埃·加札尼雅杜:《驿站,一种有影响技术经欧亚大陆而在中国—伊斯兰国家—欧洲的

传播》,巴黎,基梅版社,共页。

法国科学院院士让·里夏尔(JeanRichard)教授证明,通过一种格外丰富、广泛和翔实的著作,西方中世纪的史料(一般均为拉丁文著作)和由最苛求的知识培育出来的中世纪学者观点中的一切,都可以为了解13世纪的蒙古人而作出贡献。由于他那种令人仰慕的历史学—民族学家的直观能力,再加上阐述中的一种高度清晰性,所以他对于13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与蒙古世界之间的相会,勾勒出了一部活龙活现的画卷。大家特别会注意到如下著作。

里夏尔:《中世纪(13世纪-15世纪)的教廷与东方传教区》,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兰西罗马学院文库》第33卷),7年版,共页。特别是其中的第2部分(第63-页)是有关基督教使团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的,其中包括伊利汗;第3部分第2节(第-页)是有关创建汗八里大主教府、钦察(Qipcaq)部和察合台(Djagata)部的主区诸问题的。

里夏尔先生的大量文章又重版于一套丛书中了:

里夏尔:《中世纪的东方和西方,交流和关系(12世纪-15世纪)》,伦敦,由作者自选著作集重版(《研究系列丛书》第49卷),6年版,共页。其中有关蒙古学的论文如下:

———第23篇文章:《14世纪中国天主教会的兴起和衰落》(最早发表在《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刊》第2套,第期,香港年版,第-页)。

———第26篇文章:《中世纪神化般的远东,大卫国王和约翰长老》(首次发表于《埃塞俄比亚年鉴》第2卷,巴黎年版,第-页)。

———第27篇文章:《蒙古人和法兰克人》(转载自《亚洲史学报》第3卷,布卢明顿,年版,第45-57页)。

———第28篇文章:《蒙古人的最后通牒和伪造信件,西方与鞑靼战争的动机》(引自《中亚学报》第17卷,3年,第-页)。

———第29篇文章:《别儿乞的改宗和金帐汗国伊斯兰化的开始》(引自《伊斯兰研究杂志》,

巴黎,年版,第-页)。

———第30篇文章:《比萨人伊索尔,他是作为蒙古行省总督的法兰克冒险家吗?》(原载《中亚学报》第14卷,0年,第-页)。

里夏尔:《中世纪的东西方关系》,伦敦,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69卷),7年,我们可以注意以下诸文:

———第13篇文章:《回鹘字母传播的西界》(原载《亚细亚学报》,年,第71-75页)。

———第14篇文章:《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之始》(《亚细亚学报》,年,第-页)。

———第15篇文章:《中世纪的教廷与东方天主教传教区》(原载法兰西罗马学院出版的《考古和历史论丛》第58卷,1年-6年,第-页)。

———第19篇文章:《罗宾逊·克鲁塞,虚构的旅行家———基督教于18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和高地亚洲的见证人》(原载《宗教史杂志》第卷,巴黎5年版,第71-83页)。

里夏尔:《十字军、传教士和旅行家,中世纪拉丁世界的东方观》,伦敦,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卷),年,共页。

———第11篇文章:《13世纪的西方史学家论蒙古人取胜的原因》(载《中亚学报》第13卷,9年,第-页)。这是对于当时所认为的蒙古人取得优势之原因的分析。耿升中译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年,第2期。

———第12篇文章:《沿着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的足迹,圣路易致撒里答的国书》(原载《学者通报》,巴黎7年版,第49-61页)。这是由于鲁布鲁克出使蒙哥汗时出现的误解而导致的一种探索。

———第13篇文章:《年出使巴黎的蒙古使节》(原载《学者通报》,9年,第-页)。这是论述于0年左右发现的伊朗蒙古汗旭烈兀的一封国书,旭烈兀(Hülegü)于年以此信要求法国国王圣路易与之结盟。

———第14篇文章:《蒙古人与西方,两个世纪的交流》(转载自《年———变化和继承的接合点》,里昂—巴黎4年版),巴黎,国立科研中心7年版,第85-96页。这是对15世纪之前西方维持与蒙古人关系的三大轴心的阐述:对于远程征战的抵抗、宗教性使团和商业性远征。

———第15篇文章:《宗教会议上的基督徒和蒙古人,13世纪下半叶的教廷与波斯蒙古人》(摘自《年———变化和继承的接合点》第31-44页)。论教皇格里高利十世与伊利汗蒙古人之间的一项合作计划。

里夏尔:《十字军远征和东方的拉丁国家,观点与文献》,奥尔德肖特(联合王国),作者自选著作集(《研究系列丛书》第种),2年,第页。

———第12篇文章:《陆军元帅萨巴特的信札以及13世纪中叶基督徒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载《纪念海格·贝韦贝里安的亚美尼亚研究文集》,里斯本,卡露斯特·古尔邦坎基金会年版,第-页)。

此外还有里夏尔:《中亚的基督教》,载《亚洲史学报》第16卷,年,第-页。

里夏尔:《论埃诺地区的贝都因人传教区,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和蒙古人》,载《学者通报》,2年,第-页。

里夏尔:《大卫游记,一种蒙古人历史的资料》,第35届阿尔泰学会国际常设局会议报告,这次会议于2年9月12日-17日在台北举行,其论文集于3年出版,第-页(后来又重新用英文发表,载《约翰长老、蒙古人和失落的部族》,奥尔特肖特,作者自选著作集,正在策划中)。

此外,精明的拉丁学者里夏尔,还刊布了一部拉丁文编年史的残存片断并附有注释。该部编年史应断代为13世纪中叶,是有关蒙古人的入侵和中亚诸多事件、蒙古人的风俗以及在他们中传播福音尝试的著作。其作者是一名多明我会修道士,他参加了7年赴蒙古将军拜住幕帐的使团。

里夏尔:《西蒙·德·圣—康坦的〈鞑靼史〉》,巴黎,保罗·格特纳东方书店(由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发表的有关十字军历史的文献),年版,共页,另附1幅插页地图,其中第23-25页是对各部分标题的译文。

在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第37届会议上,他是于尚蒂伊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年6月20日-24日),而且还作了一个报告:《在蒙古人社会中的衣物和降伏标志,论西蒙·德·圣—康坦书中的一段文字》,论文刊登在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

法国研究伊朗的蒙古王朝—伊利汗国历史的专家是鄂法兰,她是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研究导师。鄂法兰有关这一内容的最著名文章计有:

鄂法兰:《憨哈纳思(Qaraunas)的民族起源》,载《突厥学报》第1卷(巴黎,年),第65-94页。这是对后成吉思汗时代的一个很活跃民族组成的研究。该民族诞生于一些很不统一的突厥—蒙古民族集团。自窝阔台执政以来,他们便定居于印度边境了。憨哈纳思民族后来在河中地(Transoxiane)与察合台的民族起源以及与帖木儿朝国家的组成有密切的联系。

鄂法兰:《邮驿网和马驿网,元代的呼罗珊大道》,载《伊朗世界与伊斯兰教》第1卷,(巴黎1年版),第-页。这篇历史地理论文揭示了两种交通网络。它们的功能和结构各不相同,但某些特点在战略要塞中却又互相交错。其中一种是高度游牧生活和骑马民族的交通网,另一种是城市居民间的交流网。该篇论文突出了其政治因素,而这些特征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始终主宰着其线路的变迁。

鄂法兰:《察合台汗国和呼罗珊》(年-年),载《突厥学报》第8卷,第2期(巴黎—斯特拉斯堡6年版),第16-60页:察合台人以成吉思汗正统的名义,阻止赫拉特王子采用算端的尊号;在他们的汗国内,于蒙古传统和正在发展的伊斯兰化过程之间在冲突。

鄂法兰:《算端梅坛的宗王大会(年)》,载《亚细亚学报》第卷,第1-2期(巴黎年版),第-页。对于紧接伊利汗政权崩溃之后〔一般都约定俗成地将第9位伊利汗不赛因薨逝的时间定为年末〕事件的一种深入分析,证明对伊斯兰教的文化适应并未排除成吉思汗的政治—司法传统的权威,同样也未消除蒙古人的内部敌对情绪。

鄂法兰:《蒙古帝国和文化适应旋涡中的波斯大臣》,载5年号的《伊朗研究丛刊》。

在法国东方学的优良传统中,法国的突厥语言文献学研究大师是路易·巴赞(LouisBazin)教授。他是科学院院士和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4系的研究导师,现已退休。他通过细腻的研

究而积累了在古突厥语与古蒙古语和经典蒙古语之间辞汇比较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在动物名

字和天体名称方面更为如此。非常幸运,这一整套资料成了作者一部重印文集的内容,同时还

附有纯属突厥学的论文。

路易·巴赞:《突厥民族,文字与人》(由尼古拉和温斯登主编),巴黎,阿尔巨芒(论证)出版社和布达佩斯科学出版社年版,共12+页。

———第-页:《突厥和蒙古语中山羊的名称》(原载《纪念鲍培60大寿的纪念文集,阿尔泰研究》,年8月威斯巴登版,奥托·哈拉索威茨出版社版,收入《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卷,年,第28-32页)。

———第-页:《昴星团的突厥文和蒙古文名称》(原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第10卷,布达佩斯年版,第3期,第-页)。

———第-页:《突厥和蒙古民族中的牦牛的名称》,载《纪念佛兰茨·阿尔泰姆学术讨论会的古代史论文集》(这次讨论会于年10月6日召开),第2卷,柏林0年版,第-页。

———第-页:《论一种鸭子的突厥文—蒙古文名称angrt》,载《突厥学研究》,李盖提主编,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收入《匈牙利东方学丛书》第17卷,1年,第55-59页。

———第-页:《熊的突厥文和蒙古文名称》,载《靶子设在稻草上……鲍拉塔夫纪念文集》,雷米·多尔、尼古拉主编,巴黎,麦松奈夫和拉鲁兹出版社,8年版,第83-93页。

巴赞:《突厥—蒙古地域中的骆驼名称》,于第37届国际阿尔泰学会常设局会议上提交的报告,尚蒂伊年版,载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这些既有深奥学识又很简单的札记,是对“阿尔泰理论”的一种重新研究。巴赞通过不同渠道而导致最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是可能的。在其《突厥民族,文字和人》中,还有以下论文:

———第-页:《赎罪仪轨语言和传统的口传形式》,这是对一组突厥—蒙语辞汇的研究(原载《突厥学报》第1卷,巴黎年版,第9-25页)。

———第-页:《辞汇之禁用和突厥—蒙古语之比较》,载《阿尔泰语言和文化》,年柏林第12届国际阿尔泰研究会常设局论文集,由哈宰和齐姆主编,柏林,科学出版社4年版,第97-页。

———第-页:《突厥—蒙古问题再思考》(原载《突厥学报》第15卷,鲁汶—巴黎—斯特拉堡年版,第31-58页)。它是有关该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

路易·巴赞:《突厥—蒙古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亲缘关系》,载《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第18卷(楠泰尔大学年版),第91-98页。

路易·巴赞有关中亚古突厥民族历法的巨著还附带说明,他对蒙古传统有着敏锐的理解:

巴赞:《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里尔,里尔第三大学(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4年版,共页;商业性版本:《古代突厥社会的纪年体系》,巴黎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和布达佩斯科学出版社版(收入《匈牙利东方丛书》第34卷),年,共页。请参阅第7章:《畏吾儿—蒙古历法及其传播》,第-页。耿升中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一个差异很大的领域中,有一名掌握了一门新颖专业的女汉学家,也就是说她精通中国烹饪的制造过程,此人就是萨班(FranoiseSabban,或者是作Sabban-Serventi)夫人。她利用食盐和辛辣调料之例证,阐明了元代精美烹饪术的某些方面,以及可以从中揭示出的蒙古影响(尤其是普遍地食用羊肉以取代猪肉的作法)。

萨班:《14世纪中国皇帝宫廷中的烹饪术,忽思慧撰〈饮膳正要〉》,载《中世纪研究》第5卷(巴黎年版),第32-56页。

萨班:《14世纪中国皇宫中的御膳房,忽思慧撰〈饮膳正要〉的饪烹概况》,载《食品与烹饪术》第1卷(英国年版),第-页(它是对前一篇文章的英译本,又由一份中文和拉丁文的植物名称对照表补充)。

萨班:《水晶饺子和红色面条,12世纪-14世纪间的中国面食》,载《植物,菜肴和词汇》,《中世纪研究》的第16-17期(年),第29-50页和99-页。

糖和制糖业也在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至少是从19世纪起,也可能是自元代以来,它促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