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段跃初

一.

年8月14日晚，当印度准备宣布独立时，印度的最后一位英国总督独自坐在书房，他心里想：“还有几分钟，我将不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午夜时分，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将站起来发表他最著名的讲话，胜利地宣布，年后，印度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但是总督有充足的理由闷闷不乐：他的帝国正在放弃其皇冠上的宝石，而这颗宝石已使英国富足了几个世纪。路易斯·蒙巴顿并没有夸大他的权力。尼赫鲁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指出，英国总督的权力比任何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都大。国王陛下的副手是印度的殖民统治者，统治着比英国大20倍的大陆上超过3.5亿人，但他对他统治的人都不负责。当时尼赫鲁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监狱里写作时，他在寻找与总督权力的类比时，他唯一能想到的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帝国统治后，印度独立的直接原因是二战后英国遭受的经济损失--应该记住这是一场战争，当时有万印度人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当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英国委托一位名叫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伦敦大律师在地图上划出界线，把这个殖民地划分成两个领地，印度和巴基斯坦，并解决数亿人的命运。拉德克利夫以前从未去过印度，他对住在那里的人没什么兴趣，只花了40天时间来完成他的工作。在一首名为“分治”的诗中，W.H.奥登纪念了一位毫无准备的律师描述整个次大陆的形象：分崩离析的大陆

第二天，他启航前往英格兰，在那里他很快就忘记。这个情形，作为一个好律师他不会回来就他告诉别人，他害怕被枪击。

在这种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的分治之后，发生了谋杀、强奸和暴民私刑，这在南亚是前所未见的。次大陆一向以其融合的传统而自豪；当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时刻，但与年的情况不同。穆斯林杀害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杀害穆斯林，邻居攻击邻居--以及邻居的子女。据我们所知，孕妇也成为袭击目标并被切开；尸体散落在古镇和城市的道路上。在这场杀人狂潮中，有万至万人被杀害，超过万人被赶出家园。这是所有有记录的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人类迁徙之一。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该把这场暴力归咎于什么地方。独立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兼第一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LouisMountbaren)后来直截了当地对BBC记者说：“我搞砸了。”

去年是印度分治70周年；70年过去了，但伤口仍远未愈合。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对手。数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殖民者及其后代所遭受的代际创伤不太可能很快消失；西方似乎也不会从其关于殖民主义真正性质的健忘症中恢复过来。当今最著名的帝国主义拥护者尼尔·弗格森(Niall弗格森)写道，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是，帝国提高了全球福利--换句话说，这是一件好事。”弗格森并不是唯一有这种观点的人。就在去年学术期刊第三世界季刊被迫摘下一篇题为“殖民主义的案例”的文章，波特兰州立大学的BruceGilley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殖民主义“在客观上是有益的，在主观上是合法的”，第二种主张比第一种主张更令人憎恶。在英国，牛津大学教授NigelBiggar在一篇发表于“泰晤士报”文章中，谴责那些对自己国家的殖民历史感到内疚的英国人。对吉尔利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抗议)毫无意义：去年年底，牛津大学宣布，比加尔教授将领导一个新的“伦理与帝国”项目，目的是研究一个更平衡、更良性的殖民掠夺故事。

奇怪的是，最近这种帝国怀旧情绪的复苏，并不是在西方国家充满信心和安全感的时候，而是在一个极度焦虑、向内看去、向后看去、怀旧不满、将移民作为替罪羊的时刻。当西方紧张地确信自己是伟大的，或者是如何让自己再次变得“伟大”的时候。吉尔利和比加尔所写的公众，以及大部分公民，都不知道从殖民地的角度看殖民地的故事。百分之百的英国人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感到自豪。教科书和电视节目例行公事地表明，皮肤黝黑的民众从他们文明的统治者那里受益。但是，这种殖民主义的叙述，取决于主人离开殖民地的恩赐，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给予印度的恩赐，引起了人们早就该反驳的思想。

二、

威尔·杜兰特和他的妻子艾丽尔合著的故事,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在印度发生的事情，他把他的历史作品放在一边，写了一本简短的小册子。印度的情况.在这本小册子中，这位通常衡量标准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含糊其辞，指责英国人正在采取的行动。“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杜兰特写道，“是一个国家毫无顾忌或原则地入侵和摧毁了一个高度文明[…]。贿赂、谋杀、吞并、盗窃，开始非法、合法的掠夺事情。“英国从杜兰特所谓的“对大陆的侵占”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至于在独立前夕，绝大多数印度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正如杜兰特所说，这是“一个国家在所有有记录的历史上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最肮脏和最罪恶的剥削”。

沙希·塔鲁尔的引人入胜的书不光彩的帝国：英国对印度做了什么提供了杜兰特早期小册子的最新版本。这本书起源于年塔鲁尔在牛津联盟发表的演讲，他在讲话中指出，英国欠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数百年来对他们的掠夺、暴力和掠夺的赔偿。在这篇演讲中，Tharoor甚至试图绕开美元和美分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辩称如果英国在未来年里每年向印度支付一定英镑--这是对两个世纪的征服的一种道德补偿--他将感到满意。当塔鲁尔说完话时，他的对手--除了一位白人--显得既惊讶又厌恶。不久，这段演讲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使得它和Tharoor都成了激烈讨论的话题。

塔鲁尔的传记特别重视他的论点。他是印度国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在任成员，曾出版过13本关于印度、文学和外交的著作。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人们普遍认为他将在6年接替科菲·安南，但美国否决了他的候选资格。在回忆录中，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Bolton)以及特朗普总统的现任国家安全顾问透露，他接到的指示表明，华盛顿不想要一位强有力的秘书长。布什白宫的新保守主义派认为，塔鲁尔将利用他的巨大纲领和演讲能力，向联合国注入一种新的积极精神，因此他立即被封杀。Tharoor随后退出竞选，返回印度参政。

在开始时不光彩的帝国Tharoor承认，他认为他在牛津联盟演讲中提出的论点“非常基本，足以构成印度民族主义”。他在书中详述的这些论点，在印度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它们的地方可能是整个后殖民世界的常识，但在西方却缺乏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在Tharoor离开纽约前往新德里后的10年里，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和帝国的吹嘘，以及对过去普遍的无知，只是增加了。西方知识分子构建了一张梦幻般的资产负债表，殖民主义的好处大于代价，在那里，一些虚构的道德伪善最终为盗窃和谋杀开脱了罪责。西方公众对他们最黑暗的篇章进行了历史上的歪曲，或者将这个故事重新解读为西方仁爱的寓言。这适用于大西洋两岸和英吉利海峡两岸。因此，不光彩的帝国这既不是一本学术性的书，也不是一本综合性的书；相反，它是对印度殖民主义是一件好事的观点的逐点反驳。Tharoor的写作带有检察官的勤奋热情，他知道证据的优势是站在他一边的，他不是通引用印度民族主义者--这太容易了--而是引用殖民者自己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理由的。年，印度国务卿、未来的总理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表示：“由于印度必须流血，”“柳叶刀”(Lancet)应该指向血液充血的部位。

塔鲁尔的论点简单得令人痛苦：为了外国人的利益，印度被外国人征服，其财富和资源被掠夺，目的是为了丰富殖民者，而不是改善印度人的生活。由于帝国的传道者经常使用诸如“利益”和“福利”这样的短语，塔鲁尔转向了殖民主义是如何发动的金融细节。印度失去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家私人公司：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该公司通过操纵和野蛮行为，扩大了对该国相当大份额的控制权，并通过向当地居民征税，强行开采他们的资源，实施了盗窃行为。当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开始建造如今经常被吹捧的铁路时，英国王室保证投资回报率为5%。这样可观的回报只能靠铁路支付才能确定。印度人不是英国人是税收。年，当英国政府收购东印度公司时，在印度发生叛乱之后，它的收购价格也同样增加到殖民地的公共债务中。英国不仅掠夺了印度，而且还向印度递交了一份强制执行法案--在枪口下。这种累积的盗窃是如此的敲诈勒索，早在17世纪末，埃德蒙·伯克就预言从印度偷来的钱最终会毁了它。

事实上，事实就是这样。在英国占领之前，印度不是一个贫穷的落后国家，而是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文化和经济繁荣的文明国家。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的所在地，创立了我们的数字系统，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它给了世界佛教和印度教，并诞生了一个更宽容、更多元化的伊斯兰教版本。瑜伽和冥想，在西方过度劳累的职业阶层中如此普遍，诞生于印度数千年前，甚至比西方还要早。在17世纪，莫卧儿皇帝奥朗泽布的收入是他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的10倍。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在18世纪，印度占世界GDP的23%，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和。到年英国人收拾行装回家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3%以下。

在17和18世纪，印度是一个富裕的次大陆，而英国是一个贫穷的封建王国。到了20世纪，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印度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英国则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年，印度的预期寿命仅为27岁，识字率仅为16%，女性识字率为可怜的8%。征服者离开时，人口严重衰弱和患病。可以推断，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抛开掠夺的经济，纯粹人其结果是这样，安格斯·迪顿发现，“在本世纪中叶出生的印度人童年被剥夺的情况与历史上任何一大群体一样严重，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时期。”印度的脱轨和去工业化是英国政策的直接后果--由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个人适当地斟酌、签署和颁布。

印度人在国内被征服，但也作为契约佣人被运往国外；约万印度人被迫移居西印度群岛和南非，去种植园工作。如果与印度的经验相提并论，那就可以从非洲人的经验中找到，他们被用铁链把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英国船只运送到新世界。虽然契约奴役在法律上有别于奴隶制，但在船只和田野上，它们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后来，印度独立运动将影响美国民权运动，特别是马丁路德金，他期待莫汉达斯甘地的灵感。

英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向西流向伦敦的财富大规模重新分配，使英国的贵族们变胖，甚至流到工薪阶层，他们的生活无论其本身多么艰难，都直接受益于在非洲和印度被征服的棕色和黑色的人们。事实上，工人阶级的工作正是因为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在18世纪，利物浦港口一半的航运都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独立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第一任总理埃里克威廉斯在他的牛津博士论文中，以及后来在一本叫做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奴隶贸易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工业革命带来了我们所有的经济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从印度偷来的殖民收益和从非洲夺走的身体，就不会发生工业革命--也不会有西方崛起。西方的自由是通过掠夺东方和南方而获得的。被征服者知道这已经发生了，他们的日记和回忆录，无论是奴隶写的还是主体写的，都记录了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耻辱--这是一种原始的耻辱，随后也是一种同样原始的愤怒。因此，如果要建立殖民记录的资产负债表，应首先解决从殖民地窃取的劳工和财富。

三、

不光彩的帝国在谈到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发生的饥荒时，达到了极具争议性的顶峰，这是塔鲁尔所说的英国殖民大屠杀。这个标签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但考虑到可预防的死亡人数之多，这个词是恰当的。

在这些人为的暴行中，3,万至3,万印度人丧生。仅在年孟加拉饥荒期间，就有多万印度人被毫无必要地牺牲，而英国政府则将粮食运往欧洲保存。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发现，在一个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殖民地可能是由自称民主的国家管理的，但正如蒙巴顿总督所熟知的那样，他们被统治为独裁政权。印度人死于数以百万计的人，仅仅是因为英国人认为适合让他们挨饿。

当温斯顿·丘吉尔收到被称为孟加拉饥荒的大规模死亡证据时，他指责受害者“像兔子一样繁衍后代”，并在电报中写下“甘地为什么还没有死”。丘吉尔在塔鲁尔的书中受到了特别粗暴的对待。他不仅是一位温和保守的政治家，而且是极右翼的反动分子，甚至在他的时代也是如此，他坚信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及其支配他人的权利(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Baldwin)并没有失去这一事实，他的内阁建议他不要任命丘吉尔担任任何职位)。没有人会怀疑丘吉尔的文学才华，但当谈到殖民主义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我讨厌印度人，”他说，“他们是一个有着邪恶宗教的畜生民族。”他自己的医生指出：“温斯顿只考虑他们的肤色。”塔鲁尔主张对丘吉尔的地位进行严肃的重新评估，并指责这位保守的首相手上沾满了希特勒一样残酷的鲜血。尽管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值得商榷(我碰巧认为希特勒更糟糕)，但一位习惯于看到自己的政客们每时每刻都引用丘吉尔的言论的英美民众，可能会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人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

称温斯顿·丘吉尔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或指出大英帝国以种族主义为基础是没有争议的。殖民主义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的，但它是正当的、合法的，并被有关种族和生物优越的思想所加强。丘吉尔和他的同类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种族是优越的。伦敦的白人英国人可以向世界望去--印度皇冠上的宝石，祖先所掠夺的财富，他那一代人征服的土地，以及他的政府统治的有色人种--并把这一切看作是历史对优越种族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计划的结果。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或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美国人也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情。

反过来，印度人被排除在标有“只在欧洲”的餐馆之外，被迫坐在自己国家火车的后座上，并被禁止进入所有有“印度人和狗不允许入内”标志的英国机构。他们被称为“苦力”，而这些字通常被用来对付他们。没有合法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宪法，他们可以寻求补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尖锐地描写了印度人在他的杰作中所遭受的印度的发现概述殖民企业的思想根源：

在印度，自从英国开始统治以来，我们就认识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这一规则的全部意识形态是赫伦沃克主人的种族和政府的结构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宗主族的思想是帝国主义固有的。这件事没有任何花言巧语，而是由当权者用明确的语言宣布的。比语言更有力的是伴随着他们的做法，一代又一代，年复一年，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印度作为个人受到侮辱、屈辱和轻蔑的待遇。我们被告知，英国人是一个帝王种族，上帝赋予我们统治我们和使我们臣服的权利。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白人领地对本国土著居民犯下的罪行完全复制了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犯下的罪行。其他欧洲帝国也同样严厉；在许多情况下，情况更糟。但大英帝国继续以荣耀的幻想生活下去，不断地美化和浮雕着开明文明的徽章，作为一个可以被尊重地捍卫为利他主义的帝国。当对这件好事的辩护受到质疑时，批评它的人被描绘成歇斯底里。

四、

那些指出英国所做的好事的人通常是通过抹去它所带来的野蛮代价来实现的。对“善”的强调最终使以种族优越和利益为名犯下的罪行降至最低，强调殖民者的慈善，淡化对他的屠杀，而且往往把殖民者的观点完全抛诸脑后。当像Biggar、Gilley、弗格森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亲属这样的殖民辩护者要求一个更“平衡的叙述”时，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赦免--从记忆、历史和责任中解脱出来。只有把征服和掠夺定义为道德的东西，他们才能收回他们珍贵的过去，实际上，他们现在的身份。

如果说英国的征服真的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在前殖民地出现了一部新的英国文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在书信中产生了战后最具创新性和活力的作品。像Achebe，奈保尔，Desai，Roy，Rushdie这样的名字，在午夜的子孙中，有哈米德，沙玛，拉赫曼，拉希里--更别提其他的名字了。当然，这不是目的。英国最初只打算把英语传播给一群本土中介精英，用托马斯·麦考利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会“在我们和我们统治的数百万人之间组成一个口译员阶层。”但是殖民者拿走了主人的语言，让它成为他们自己的语言，然后用它来创造艺术。

最终，这本书今天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是大英帝国还没有结束。它存在于普通公民的心中，而不仅仅是英国的公众渴望帝国。今天，许多美国人渴望上世纪50年代，他们可能对父亲的待遇非常好，但却以暴民正义和种族主义暴力对待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边缘化群体。在我们这个时代，白人至上主义者鼓起勇气，也抓住了帝国伟大的神话。三年前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枪杀教堂信徒的美国白人恐怖分子迪伦·罗夫(DylannRoof)在夹克上佩戴了种族隔离的南非和罗得西亚的旗帜。网上邪教通过出售带有罗得西亚符号的商品继续获利。如果殖民地的怀旧和由此产生的复仇只限于边缘。对于大量的西方公众来说，殖民地只是简单地输入国内，在移民、难民、非白人劳动工人中顽强地存在。过去用来描述殖民地问题的措辞现在被用来描述同胞，特别是那些来自曾经被掠夺的地方的新来者。只要西方，特别是英美西部，缺乏勇气诚实地处理他们过去的故事，宣传这一宣传历史及其有毒神话的宣传就会继续下去。在太阳完全落在帝国之前，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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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马尔·阿齐是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发表在“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