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约字阅读需要16min年初，印度政府驻缅甸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在过去6个多月里，曼德勒的印度人……不得不忍受有组织的迫害；他们的生意遭到抵制，他们的商店被设置了纠察队。”随着政治浪潮席卷而来，他们遭到孤立，被困在上缅甸。许多受到影响的店主是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或朱罗人，他们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横渡孟加拉湾已有几个世纪了。那些店主的家人在19世纪与磨坊工人、煤矿工人和三轮车夫一起搬到了缅甸。而现在，那些曾经让他们选择到缅甸的安全和繁荣都已不复存在。支持民族主义的僧侣（pongyi）在门前的台阶驻守，不让缅甸客人进他们的店里。在永道吉的拉希姆公司购买商品的一名僧侣遭到其他三名僧人的羞辱，他们骂他是“狗娘养的”；还发动一群人，逼他把所买的东西退还给印度商店。另一名泰米尔店主穆罕默德也说：一名当地妇女正在他店里买东西时，“一名僧侣走过来，把东西从她的手上抢走，丢在地上”。在曼德勒市政市场H区摆摊的伊瑟夫表示，他的一名顾客遭到僧侣持刀威胁。他写道：“我也很同情那位女士，她只因为在我们的商店买东西就遭遇了麻烦”，所以“我只好把钱还给她”。年，仰光的码头曾出现暴力事件，并在—年的千禧年叛乱中蔓延到缅甸乡间，这场动乱由僧侣萨亚森（SayaSan）领导，暴徒主要针对印度家庭和企业发动袭击。动乱后的时局仍不太稳定，不过缅甸民族主义的道路自此确立了。缅甸于年脱离印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不受注意的南亚“分治”。孟加拉湾周围的政府现在将移民定位成“离开了正确位置的人”。如果说缅甸经历的变化最为剧烈，那就是它渗透到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政治语言中。如今，谁又属于这片这么多人横渡过的水域呢？孟加拉湾以惊人的速度关闭起来，它的边界收紧了，各国之间互相猜疑。移民成了一场零和游戏。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的紧张局势下的世界。经济不景气过后，市场慢慢回温。但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变，重新塑造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在孟加拉湾附近及两岸的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和华人的渴望已经在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了表达；现在，他们发现缅甸、马来亚以及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在这股浪潮中，自己成了目标。当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殖民地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道路受阻，成为企业家的前景有限，于是，他们将此归咎于移民。一位深富同情心的英国观察家写道：“透过眼睛和耳朵，缅甸人不断地、敏锐地意识到外国人对该国商业活动的控制，以及移民工人的持续渗透。”意识到不平等之后，对于权利的竞争就展开了。大萧条的冲击激化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谁该属于哪里的争论，但是现在这些争论不再只是抽象的，也不再局限于报纸专栏，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生活中。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未来能够脱离印度统治。年初，缅甸一家报纸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赞许地引用了希特勒的话。该报现在还记得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演讲。希特勒说：“我研究过所有国家的历史；发现妨碍一个国家进步的，并不是它的经济状况，而是外国人的大量涌入。”文章最后认为，希特勒所说的话给缅甸上了一课。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反移民积极分子的主张，尽管亚洲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希特勒将把他的愿景带到一个血腥的极限。马来亚的本土主义情绪也在高涨，就像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一样，虽然缅甸的确是最激烈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激起了一种对土地和陆上景观的强烈归属感，但对海洋的依恋并不强烈，海洋仍然只是一个空白的空间，人们穿越海洋却未居住其中，没有可以标志的纪念物，也不会被记忆困扰。孟加拉湾是一个存在于脑海中的区域，一个由圣地旅行和渴望映射出来的“社会想象”。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和周围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它是世界上一个连贯和相连的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这个世界被撕裂的时候，就免不了出现冲击。年，约翰·克里斯蒂安（JohnChristian）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写道：“缅甸与印度离婚了。”这标志着缅甸在一个世纪后脱离印度的控制，实现了自治。这个隐喻很贴切，不只适用于缅甸。孟加拉湾世界渐渐瓦解，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未来几年内，还有不止一场监护权之争。这也是一场有学术意义的分离。对20世纪后半叶而言，年，英属印度变成英属缅甸，标志着“南亚”的结束，“东南亚”的开始。一直到最近，学术部门、研究机构和地区会议仍坚持这个分期。孟加拉湾周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实现了自治，虽然仍受大英帝国的束缚。印度政府（更具体地说，是马德拉斯省政府）推行类似“外交政策”的政策，与缅甸、马来亚和锡兰谈判，讨论印度移民劳工的未来和移民的权利。孟加拉湾世界的统一性即使还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从法律和宪法上讲，也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随着在缅甸的讨论没有得出好结果，横渡孟加拉湾的其他航线也关闭了。关闭孟加拉湾，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开放。随着移民受到限制，以及印度政府在马来亚的影响力的减弱，泰米尔工人在政治上越来越激进。在马来亚泰米尔工人阶级中蔓延的激进主义，让印度城市的领导阶层措手不及，也让他们争先恐后地迎头追赶。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城市精英想要和种植园工人走得更近，但是两者之间总有一道鸿沟。党派之争盛行，城市记者和公众人物的最大关切依然是官方机构的代表权，而且他们纠缠于内部纷争。社群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纽带，泰米尔人、马来语人、锡兰泰米尔人和北印度人争先恐后地成为殖民地母国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印度社群的代表。孟加拉湾充斥着许多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被全面战争以新的方式撕裂，又以新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在马来亚东海岸的哥打巴鲁登陆。这时候，太平洋的另一岸还是12月7日早晨，所以这次登陆距离把美国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偷袭事件还有几个小时。欧洲在东南亚的势力在几周内就崩溃了。日本军队从哥打巴鲁出发，用卡车和脚踏车一路沿着马来半岛的柏油路往南挺进。日本的炸弹如雨点般投向新加坡。12月10日，日本轰炸机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击沉了英国舰艇“反击号”（Repulse）和“威尔士亲王号”（PrinceofWales）；帝国在东方“坚不可摧的堡垒”瓦解了。荷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势力也很快瓦解。日军从泰国一路开到缅甸南部，泰国在战时是日本的盟国。日本轰炸机袭击仰光，引起一片恐慌。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在新加坡向日本投降。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重大、最屈辱的一次战败，超过13万名盟军成为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战争使孟加拉湾陷于瘫痪，这还真是史无前例。日本占领东南亚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战争之前，除了泰国之外，孟加拉湾沿岸都在英国的统治下，虽然各地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殖民地、保护国，以及不同管理形式的领地。其他许多帝国（法国、荷兰、日本）的臣民也会通过这些国境。日本征服东南亚之后，政治上的稳定被打破，地图也要重新绘制。几个世纪以来，曾被西方帝国瓜分的领土——英属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属菲律宾——首度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不过，在这种新的统一之下，一条横跨孟加拉湾的线被划了出来，把印度与“东南亚”分隔开来。因为日军从来没有挺进到印度的东部边境，印度与海湾对岸的划分遵照日本占领和同盟国重新占领的界线。年，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成立，赋予了“东南亚”这个概念新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印度而真正存在；这个区别是出于战争的偶然性和战时的管理决策，却一直持续至今。年和年，总部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几乎控制了孟加拉湾大部分地区，但是不包括印度。在战争期间，印度和东南亚的联结没有被遗忘。这对于印度国民军向英国宣战，从英国手中解放印度的使命，具有核心意义。印度国民军一开始是由被俘的英属印度士兵所组成，日本也支持他们成立军队对抗殖民主义。成立之初，来自老一辈反殖民主义激进分子和流亡者的印度国民军领导人与日军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使得印度国民军的力量被削弱。直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前主席苏巴斯·鲍斯（SubhasChandraBose）抵达新加坡，该组织才重获力量。为了逃避印度的追捕，鲍斯取道西北边境和阿富汗，出走德国，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寻求支持。鲍斯在德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这让他十分沮丧，于是转搭潜艇前往日本，他在那里获得了较为热情的接待。他在东南亚看到了印度革命的基础。在鲍斯的领导下，印度国民军吸引了不同阶级、种姓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热心加入。女性也在军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还有一支专门的女性联队，名为“章西女王”（RaniofJhansi）军团，以年叛乱中的传奇女英雄为名。鲍斯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时，日本给了这个流亡政府一小块象征性领土——位于孟加拉湾中心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印度国民军追求的是印度的自由，而在战争的压力下，其领导人没有什么时间去想象这个自由的印度如何与孟加拉湾对岸的土地联系起来。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印度国民军的步兵在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中到底归属何处，其中许多步兵视马来亚和缅甸为自己的家乡。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鸟瞰图，这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苏尼尔·阿姆瑞斯摄)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创伤的年代，人类的苦难交织着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个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幸存者来说，肉体的痛苦与对森林的极端侵犯密不可分，许多人都参与了这场侵犯。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就像是东南亚边陲整部移民劳工史的浓缩版，把他们祖先开垦马来亚丛林的经历，压缩成6年。当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中断之后，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渗入了那片土地——这片土地就是早期移民开拓成种植园和稻田的地方。在记忆中，战争的迫切性和流离失所在这段更长的历史中变得模糊不清。水稻种植一直是孟加拉湾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生态纽带。缅甸和泰国的稻米贸易，让孟加拉湾的经济和社会紧紧依附在一起。战争期间，稻米贸易中断，灾难接踵而来。日本在年入侵缅甸，使得英属印度一下子失去了15%的稻米供给。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在一些大量进口缅甸大米的地区，如马德拉斯，当地生产的大米补足了短缺。然而，在孟加拉地区，长期和当下的一连串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灾难性的饥荒。孟加拉湾贸易崩溃的悲惨结果之一，是孟加拉地区的食物短缺。食物短缺带来的饥荒，造成万人死亡，究其原因是政治上空前的处置失当，再加上大自然的暴怒、生态的衰退，让人口中地位最不稳固的一群人，逐渐地、继而突发地丧失了他们应得的权利。孟加拉地区民众陷于饥荒，保守派报纸《政治家》（Statesman）刊登了饥饿儿童和被遗弃者的尸体照片，那些场景令人联想起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一种道德沦丧的感觉笼罩着那些饥荒中的人们。孟加拉小说家宝华尼·森（BhowaniSen）写道：“女人成群结队地推销小男孩到军队去拉皮条。我们容忍了偷窃、贿赂和欺骗，之后，甚至连野蛮未开化的状态都不会拒绝了。”英国政府要直接为饥荒负责。尼赫鲁在艾哈迈德纳格尔监狱中写道：“这场饥荒是人为的，它完全可以被预见和避免。”“在任何一个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国家，这样的灾难绝对能够让政府倒台。”但是，印度富人的麻木不仁却更让人不安。数百万人正在忍受饥饿，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马照跑，舞照跳，富人们依然在晚宴上炫耀财富”。尼赫鲁对此感到十分憎恶。支持共产主义的萨德赛（S.G.Sardesai）谴责囤积商人和投机商人“没有节制的暴利行为”，他认为“全面动员意味着积极而公正地从农村地区采购真正的盈余，进行有力的价格控制，并在城市中实行全面配给”。年秋天，为了确保伦敦最终会提供救济物品，印度官员必须强调孟加拉地区持续存在的饥荒，会对他们在战争中贡献的努力造成影响。孟加拉地区的饥荒造成的持续影响之一，是战后任何不受监管的市场和区域间大米贸易的旧方式都遭到断然拒绝。在印度，不论是规划者、政治家、技术官僚或民粹主义者，都强调未来必须自给自足。在“粮食增产”运动下，英国政府也要求印度多靠自己的资源。饥荒的景象使人们有一种灾难来临的想象，这让尼赫鲁那一代的印度领导人心惊胆战。尼赫鲁及其同时代的人宣称，建立主权国家就可以缓解饥荒的问题，所以他们也面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尼赫鲁写道：“在印度，我们一直生活在灾难的边缘，有时候灾难的确让我们不堪重负。”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作者：[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

尧嘉宁译，朱明校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年7月

已获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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