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英国，这两个欧洲强国作为一对冤家继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崛起之后几乎同时走上世界舞台。两国自建立民族国家起就开始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长期较量。从百年战争到反路易十四战争，从七年战争到反拿破仑战争，法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正像历史巨人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成功就是法国的失败，英国的获益就是法国的受损。因此本篇把英法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斗争和外交战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符合欧洲近代大国崛起和外交斗争历史的真实进程。

英国和法国

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国家力量和声望开始于大航海时代不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有着较长时期并且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其国家力量的强盛并不仅仅依赖于海外殖民与商业势力的突然扩张与爆发。相比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法英两国的国家实力更为强盛、均衡和全面，大国历史教训和国际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它们留在世界大国舞台上的时间比前三个国家长得多。法英两国到今天虽然国势已衰，但是根本没有主动走下世界权力舞台的意思。法英两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爆发的一场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一场经济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塑造了近现代世界的面貌。这两场革命虽然都在造福人类和改变世界，却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一场是暴风骤雨，人仰马翻；一场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这两种风格也一直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各自外交战略的风格。

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

法国的人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最初的土著是高卢人，其性格轻浮，天性狂热，“胜利时傲气凌人，失败时垂头丧气”。第一批征服者罗马人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并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高卢—罗马文化，其民间语言是一种土著化了的拉丁语（即后来的法语）。第二批征服者法兰克人便被这种文化所同化，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并形成了法国主要的贵族阶级。这个阶层的特征是骁勇好战，荣誉感极强，这也成了法国日后的典型民族特征。高卢地区原有的罗马—高卢贵族和罗马教会则在法兰克人国家的框架内得到了保留并在日后法国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文化上，法国人除了受到罗马教会宗教精神以及法兰克贵族封建主义习俗的影响外，主要继承了罗马帝国兼善天下的文化普世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主义传统。法国人总是对法兰西的辉煌文化无比自信，愿意普渡世人，较少狭隘的种族主义传统。对莱茵河（罗马帝国的西部疆界）彼岸的那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人的看法一贯就是，它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潜台词便是，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的真正继承人，这一民族意识在拿破仑帝国时代达到了巅峰。拿破仑自认为是在欧洲大陆行使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勒令奥地利解散了那个假冒伪劣的“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自己的继承人还被封为“罗马王”。

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在早期也曾经被罗马帝国跨海征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列颠岛成为了西北欧种族斗争的中心。日耳曼语各民族在大迁徙的压力和浪潮下，纷纷渡海到了那个布列吞人的土地上。与法国的高卢罗马文化同化了入侵者法兰克人不同，在英国，入侵者在一番种族清洗之后，原有的土著文明和罗马文化只剩下几道浅浅的痕迹了。在中世纪北欧维京人的第二次蛮族征服高潮中，又融合进了北欧人的文化与血统。年，同时征服了法国诺曼底地区并被法国化了维京人登陆英国后，英国才最后告别了入侵时代。多次残酷的海上种族入侵和种族清洗，使英国人在民族性格上趋向于冷酷无情与精明势利，所谓“心计精密，胆气坚忍豪壮”，在外交战略上更是唯利是图与不动感情。在政治文化上，英国人也能对自身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兼收并蓄，值得注意的是，北欧民族的个人主义原则——生产时，自力更生；打仗时，团结一心——对英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对英国日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对较为复杂，作为一个半海半陆，同时兼跨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国家，法国算得上欧洲的一个海陆交通中心，地处传统的香槟商路，天然具有成为欧洲大国的潜力。在北欧维京大征服期间，法国的诺曼底地区成为了维京人的领地，仅在名义上向法国国王称臣。日后诺曼底贵族征服了英国，造成了法英两国数百年纠缠不清的领土与主权纠纷，并由此促使了法英两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后，虽羽翼未丰，但当仁不让地进入亚平宁半岛介入意大利城邦纠纷，对近在咫尺的尼德兰和莱茵河流域更是念念不忘。作为第二批海上强国，法国在海外商业和殖民活动中也不甘人后，海盗、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也是有声有色。地缘政治上的多种压力和诱惑，使得法国的大国崛起之路总是显得异常激烈。

与法国相比，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地缘政治相对简单而优越，因此维持其地缘政治优势、保持欧洲大陆外交权力结构多元化格局以及争夺海上霸权是其外交战略的中心。这三大战略目标一环套一环，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统一于英国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因此相比法国，英国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总是显得更有连续性和前瞻性。早在年，当时还是蕞尔小邦的英格兰就与葡萄牙签订了盟约，保护葡萄牙的独立。这一盟约一方面是葡萄牙寻求外来助力保持自身独立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英格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保持欧洲权力多元化和欧洲各国政治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最初的尝试，英国的欧洲大陆外交战略就此埋下了伏笔。

英伦三岛并非单一的政治实体，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组成君合国，而威尔士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直到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前，在较长的时间里，英格兰还不得不面对法国的世代盟友苏格兰的挑战。在处理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后来的爱尔兰问题上，英国统治者灵活而富有弹性，善于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求得实质性的收益，通权达变，一国多制，与一贯崇尚中央集权和整齐划一行政制度的法国统治者大异其趣。这种内政外交政策的创新和经验积累，有利于日后以同样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手段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存在和有秩序的解体。而法国人则把中央集权制度以一贯之，从黎塞留到路易十四，从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帝国，中央集权的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兰西海外殖民帝国中也是尽量如法炮制。这种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法国和殖民帝国的国力，但有其利弊有其弊，由于事事听命于中央，法国国内的政治争端马上就会干扰到殖民帝国的某一部分。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帝国解体的时候，每一块殖民地的脱离都会对法国本土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冲击。且不说形成有效的、连续性的外交战略，连政府本身能否在这种冲击下存在都是一个问号。

经济基础、财政体制与创新精神

法国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幅员辽阔（以西欧的水平衡量），因此法国作为大国的先天条件较为优越。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还是欧洲仅次于俄国的第二人口大国。法国人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方面有独到的天分，因此法国的经济总量也曾长期在欧洲独占鳌头，这是法国在民族国家形成后长期参与欧洲争霸行动的物质基础。英国则长期是一个西欧小国，株守于不列颠岛东南一隅，人口较少，相对法国而言，渔业和海外贸易相当发达。法国和英国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区别上升到民族性格和外交行为模式的区别就是集中体现在农民与水手的区别，也就是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的差别。

作为海洋民族的英国人体现出了水手—海盗—商人—海军等多重角色性格与气质的综合，这需要相当全面的实践知识和综合素质。在大海上航行、经商和抢劫，对海洋气候、洋流和航路要有准确认识；对各国货物与货币的比价和得失换算要计算清楚；对货物运输方式和保险责任的利害关系要成竹在胸；对各地居民点是武力抢劫还是和平交易要根据力量对比进行利益最大化的决断；对世界各地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要入乡随俗，多伪善变和尽量掌握当地语言；最关键的是，在一个经常性脱离陆地政权管辖的临时团体中，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精神、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和建立在利益与尊严相一致基础上的服从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大海让人自由、理性和视野宽广，也让人善于在协商的基础上合作和在自立的基础上服从。这使得英国人不像大陆的农民一样，对变化无常的天气、专横的官吏、狂热的教士和狡诈的商人只能抱一种听天由命和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

在法国，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勇敢的农民就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合格的陆军士兵。精英阶层的贵族军官，指挥着一支由农民士兵组成的陆上大军，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这样的组合常常是所向无敌的。由于法国的相对富庶，更加使得法国农民安土重迁，很少愿意离开法国这个安乐窝到海外去殖民经商，因此法国早期开拓的殖民地总是不能利用移民人口数量上的优势牢固地占领。在几次跟英国争夺海外殖民战争中，法国军队离开了欧洲大陆就一事无成。尽管也有一些天才的外交政治人物，可是与英国军队中大量涌现出来的才智之士相比，法国海外军队和外交领军人物总体上显得墨守陈规，只知道唯巴黎之命是从，缺乏战略的明智和战术上的主动，因此总是在与英国殖民军队的较量中一败涂地。

法国在大国崛起和海外争霸过程中的不利之处还在于，法国财政严重依赖于包税人体制，结果是贪污腐化横行，财政效率低下。两个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拒绝纳税义务，最大税负由最穷困群体负担。法国落后的财政体制几次中断了法国在战争和外交上的胜利。年，在与西班牙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法国和西班牙同时宣布国家破产。而倾全国之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以削弱英国的结果，就是法国背上了沉重的国家债务，为此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和召开三级会议讨论财政改革，结果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法国外交和军队精英的贵族阶级随即在这场革命中被彻底消灭。法国旧政权削弱英国的国家外交行动在战术上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旧政权本身却一败涂地了，这在战略上完全是得不偿失。

英国长期参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主导的国际贸易，从中学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贸易经验和制度。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入主英国后，把在荷兰的一些银行和证券制度移植到了英国。英国财政依赖于发行公债，股票，有赖于议会的长期监督，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外交、政治与经济秩序。正是英国在广泛的国际贸易中，在受到议会制约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孕育出了相对先进有效的财政和金融体制，这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最关键的，这在英国在英法争霸的长期外交战略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用充足的资金源源不断的资助大陆上一切反对法国霸权的国家，最终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获全胜，彻底消除了法国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社会活力的表现。由于法国相对丰富的土地和气候类型和开放多元的人种文明，法国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创新极为大胆，但这种创新终归要受人性与传统所制约，最终不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相对于在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上的花样翻新，尤其是相对于领先的英国人，法国人在工程技术上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创新力度相形见绌。商人和银行家、科学家和冒险家在法国从来没有得到过在盎格鲁国家里常有的那种尊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