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拥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探讨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成败，但对于它的对立物“反动”，却没有足够的认知和讨论。面对全球范围内革命精神的衰落，民族主义、宗教隔离、回归历史等保守右翼和极端左翼思想的崛起，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反动具有的存活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马克·里拉将这些反动的思想称为“搁浅的心灵”，他提醒我们，历史神话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消亡。《巴黎，年1月》以年发生在巴黎的恐袭事件为切入点，展开叙述了两个代表性的法国知识分子式的反动声音：泽穆尔用《法国的自杀》煽动狭隘的穆斯林仇恨，而维勒贝克的《臣服》则更深地触及了欧洲人对自由文明由来已久的忧虑。

《搁浅的心灵》

[美]马克·里拉著

唐颖祺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

巴黎，年1月马克·里拉

“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的时代的气。”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Musil）

年1月7日的早晨，两位法籍穆斯林恐怖分子赛义德（Sa?d）与谢里夫·库阿奇（ChérifKouachi）混入讽刺报纸《查理周刊》（CharlieHebdo）的巴黎办公室，刺杀了十二人。逃跑之前，他们疾呼自己是在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以对付这份报纸几年来所刊登的具有侮辱性的漫画。次日清晨，一名年轻的女警死于枪击，枪手正是两人的共犯，极端穆斯林库利巴利（AmedyCoulibaly），枪击地点是巴黎城郊一所犹太学校外的大街。1月9日，库利巴利全副武装闯进巴黎一家犹太食品超市，当场杀死四位顾客，并将其余人劫持为人质。当天下午，警方同时围攻了这家超市和库阿奇兄弟在巴黎东北的藏身之所，一举歼灭了三名恐怖分子。星期天，也就是1月11日，以悼念遇害者的名义开展的示威席卷整个法国，超过一百五十万人与四十四位国家领导人并肩走向巴黎街头。

这场杀戮所激起的恐怖甚于震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法国人的视野里至少已经停留了两年。2年，一名恐怖分子先后在法国西南部刺杀了三名穆斯林法国士兵和一所犹太学校中的一位老师以及三名学生。整个4年，法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叙利亚发动“圣战”的故事时有传闻：截至年底，其总人数已远超一千，其中很大部分是刚刚皈依的教徒，还有惊人数量的年轻女孩子。时至秋日，法籍“圣战主义者”参与“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执行死刑的视频浮出水面，10月又见一段在阿尔及利亚斩首法国山岭导游的视频。1月连环袭击前的两周，曾出现三起情绪激动的穆斯林男子试图杀人的事件，他们口中高喊“真主万岁”（allahuakbar）——一名凶手用匕首袭击了三名警察，另两名则在邻近的城市驱车冲入人潮涌动的圣诞集市。鉴于这一系列现象，1月的事件之后人们很容易发现此事“早有预兆”，因此，也一定有人必须为忽视这些预兆受到惩处。

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并未让人大吃一惊。年，三名虔诚的穆斯林女孩由于拒绝在法国的学校里脱下头巾而被停学，此后，一场关于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中地位的文化战役就始终沸腾不息。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独立事件——学校提供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食物，居住区工程中爆发骚乱，清真寺或犹太教会堂遭到袭击，右翼党派国民阵线赢得地方竞选——再次引起矛盾。巴黎大屠杀再次深重地激化了这一矛盾。随后激烈的公共辩论也并不陌生。左派记者与政治家急于宣称此次袭击“与伊斯兰教无关”，并警告人们不要责备法国失败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受害者。右派评论家则指责前者忽视眼前政治伊斯兰主义、移民问题和文化多元主义所带来的危险。▲1年，法国正式颁布了《禁止在公共场所掩藏面部法》，禁止少数穆斯林女子在公共场所穿戴面罩。可是随即就有人发出了新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右派，一致带有预测世界历史进程的先知般的语气，而不只是针对不久的过去。他们声称，要理解眼前的危机就必须返回遥远的过去——回到两次世界大战，回到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兴衰，回到拿破仑，回到法国大革命，甚至回到启蒙运动或中世纪。偏顾这项或那项政府政策、这项或那项改革就会忽视整场灾难的规模。我们无法再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才是现实的真相。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况只是具有灾难性的政治或文化错误造成的显而易见的结果，这些错误致使法国，也许是整个西方文明，在很久以前走上了通往劫难之路。如今，算账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此呼声在法国销声匿迹已有一些时日。文化上的绝望感曾经是一项重要的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其中人物包括19世纪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等法国最重要的作家和之后20世纪的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Barrès）和席琳（Céline）。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思想流派由于和法西斯主义与大屠杀的联系而被钉在耻辱柱上。法国作家仍然被允许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但绝不能是一名反动人士，尤其不能是一名用历史理论谴责他人眼中现代进步的反动人士。如今这却是被允许的。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法国经历了令众人不快的变革，左倾知识分子或中间派的政治家无力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对付这样的顾虑。新兴的反动人士从中察觉到了机遇，如今他们发现公众在读他们的书时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从误解中解脱出来的畅快感。年1月的重大事件之后，正是这类作家中的两位吸引了数万名法国读者的注意力，并成了他们赖以理解这一事件的依据。一位是记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Zemmour）。在巴黎袭击的几周前，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国的自杀》（LeSuicidefran?ais）的书，描绘了一幅宏大的、灾难性的法国衰落的图景，法籍穆斯林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该书成为4年销量排名第二的畅销书，也是最备受议论的作品。泽穆尔针对伊斯兰教的煽动性言论为他招致了死亡威胁，大屠杀之后法国政府立即将他纳入警方的保护。另一位人物，也是更重要的一位，是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他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法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最新的小说——出于命运诡异的安排——在《查理周刊》谋杀事件发生当日的早晨出版，该书围绕着一个伊斯兰政党展开，该党在不久的将来于法国掌权，书中还包括了关于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衰落如何为这一重大事件做铺垫的思考。维勒贝克给这本书取了个直率得令人咋舌的标题——《臣服》。虽然这本书在大屠杀发生前的几小时才上架，社会党主席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Valls)在袭击后的首次访谈中已然感到了谴责这位作者的必要，他说“法国不是维勒贝克。她不是狭隘、仇恨与恐惧”。维勒贝克成了仇恨的对象，就像泽穆尔一样，他也需要接受警方的全天候监护。▲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法国小说家、诗人和电影导演恐怖袭击发生时，我恰好住在巴黎写作本书。袭击发生后的几周内，我通过《纽约书评》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该事件的文章，包括一篇有关泽穆尔的以及另一篇有关维勒贝克的文章。此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当代作家或人物与我在本书前几章探讨的人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我对所刊原文略作修改并将其放入书中，以在一定程度上传达那一刻的危急，并提醒人们——历史神话推动政治行为的力量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消亡。

自杀

与其说埃里克·泽穆尔是一名记者或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种媒介，当下的政治激情通过他得以名状。身为北非犹太人之子，他起初为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撰写社论，随后开始在电视广播上露面，发表机智且出人意料的时事评论。尽管他明显属于右派，却更像一个新生的友好声音，一名伏尔泰般的哗众取宠者（épateur），以崭新的麦克卢汉风格登场出现。到了4年，泽穆尔已面目全非。他已然化身全能的耶利米，日以继夜地通过一切现存的媒体以电波形式播报着相同的信息：“醒来吧，法兰西！有人背叛了你们，而你们的国家正被从你们手中窃走！”然而，他并不是国民阵线所吸引的那一类会进行暗杀的民粹主义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文质彬彬，身手轻盈，是一名快乐的勇士，即使在宣布坏消息时也不会提高嗓门。《法国的自杀》中就充满了这般坏消息。这本书成功碾压了它的对手。书中共有七十九个短章，每一章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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