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全球教育展望》年第7期，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此处刊发的为完整版，完整版论文亦收录于《尼采与布克哈特：对话中的两个精神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月）。

尼采（-）

年，尼采（-）从德意志东部的莱比锡来到瑞士西北部比邻德法的重镇巴塞尔。当时，普法战争尚未爆发，德意志帝国（-）也还没有诞生。

按今天的情形来讲，时年25岁的尼采至多是个刚考上博士的研究生，而他却是因受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授来到巴塞尔。3年后，尼采发表了《悲剧的诞生》（）。在随后4年里，尼采连珠炮式地发表了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依次分别题为：《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与作家》（）、《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初）、《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年底）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尼采后来坦陈，前三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实际上写于《悲剧的诞生》之前。[1]按照这一提示，我们值得意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理解前三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尤其第二篇《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那么，他的《悲剧的诞生》很难得到恰当的理解，而我们迄今偏偏看重《悲剧的诞生》，对“不合时宜的观察”却不太在意。

朗佩特说有道理：

《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描绘了现时代的状况，并点燃了反现代性的精神战火，尤其反对所谓的“历史感”，或者广义上说，反对当代人对科学的理解。一个人能否抗拒自己的时代？一个科学的和史学的人（像尼采那样）能否抵抗自己所处的科学与史学的时代？[2]

这里所说的“科学”与其说指的是如今理工类的“自然科学”，不如说指当时正在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广义上的人文-政治教育。

《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年初版扉页

四篇“观察”极富修辞色彩，风格有如古希腊的演说辞，充满“修辞性推论”，依次论及神学家、史学家、哲人和艺术家。我们知道，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从神学手中夺取了“科学”的王位。与哲学一同崛起的还有史学，但哲学没有想到，史学会在不久的将来从自己手中夺取“科学”的领导地位。[3]由此来看，四篇“观察”的论题及其顺序实际隐含着某种思想逻辑。

普法战争与德国教育的危机

尼采恰恰出生和生长在这样的时代：史学强劲崛起，大有取代哲学之势。第一篇“观察”第一节临近结尾时，尼采写道：

德国人把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形式、颜色、产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堆放在自己周围，并由此造成了那种现代的年货市场的五彩缤纷，而他的学者们（Gelehrten）又要把这种五彩缤纷视为和描述为“现代自身”（Moderneansich）。[4]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有三个：德意志人–学者们–“现代自身”。如果德意志人与学者们的关系是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的基本主题是德国的教育问题。

年元月，普鲁士军轻松击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军队，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登基仪式，德意志人无不欢呼雀跃。尼采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一开始就发出警告：这场“巨大的胜利”对德意志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观察》，页31-37）。因为，德意志人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一有目共睹的现实让人看不到德国的教育正在经历彻底失败。更要命的是，新生的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德国教育的失败最终会断送德意志人的强起来。

自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事业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好些新兴学科都在欧洲引领潮流，史学就是突出典范。[5]尼采的“不合时宜”之见的矛头明显针对德意志人文教育的史学化：所谓“德国人把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形式、颜色、产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堆放在自己周围”，说的就是德国的史学界。第一篇“观察”痛斥的大卫·施特劳斯（-）虽然是个神学家，但他的《耶稣传：考据式作法》（DasLebenJesu,kritischbearbeitet）却是以“史学方式”把神性的耶稣还原为历史的耶稣。[6]

大卫·施特劳斯（-）

普鲁士“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举世无双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现代化教育如此发达，明显已经领先欧洲各大国。[7]倘若如此，尼采为何说德国教育正在经历彻底失败？

在尼采看来，史学在国家的人文教育中夺取了法官地位，无异于知识领域的一场民主化革命。学者们纷纷膜拜史学的所谓“客观性”，不明就里地模仿所谓“史学方法”，屈从于形形色色的史学原则，却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意味着学人心性的沦落。

尼采终其一生都在与这种学人心性的民主化搏斗。[8]在他完全病倒之前发表的最后的作品之一《善恶的彼岸》（）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如今，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地位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科学家的独立宣言，科学家摆脱哲学后获得解放，这是民主的本性及其胡作非为（desdemokratischenWesensundUnwesens）更为精致的作用之一：学者的自我美化和自我抬举在当下遍地开花，春风得意——但并不等于说，自夸在这种情况下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群氓男性的本能（derp?belm?nnischeInstinkt）在此也想要“摆脱所有主子！”［……］科学抗拒神学并获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果，科学多少年来一直是神学的“婢女”，现在却得意忘形、失去理智，一心要为哲学定规矩，并自个儿扮一回“主子”，也就是充当——我怎么说来着！——哲人。（格言，译文略有改动）[11]

这段话出现在《善恶的彼岸》第六章“我们学者们”的开篇第一则格言，它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尼采不到30岁时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所表达的敏锐直觉。

在18世纪，“科学”和“哲学”还不是两个分庭抗礼的名称，科学属于哲学。现在，“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宣告“独立”，纷纷自立门户。这里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更多指如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尼采为何说，“科学家摆脱哲学后获得解放，这是民主的本性及其胡作非为更为精致的作用之一。”我们若明智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问：“民主的本性及其胡作非为”又是怎么来的呢？离了大学甚至中学教育，后现代式的“群氓男性的本能”会有如被注射了激素般地生长？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课录》是哲人对史学的挑战做出的强烈反应，但随即遭到史学家的反弹。可以说，尼采的四篇“观察”是继黑格尔之后从哲人立场对史学的挑战做出的更为强烈的反应：前两篇“观察”明显带有批判性，第三篇颂扬哲人叔本华（-），第四篇颂扬具有“意志哲学”精神的艺术家瓦格纳（-），由此才引出“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论题。

在《善恶的彼岸》的上引格言中，尼采接下来还说：

年轻学者趾高气扬，对哲学不屑一顾，但在他们的这一行为背后，其实是某位哲人自身造成的恶劣影响，尽管大家基本上决定不再对他言听计从，却并未从他唾弃别的哲人这一怪圈中走出来：——结果就是对所有哲学的一概否定。（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当今德国产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他把一股无名火浇在黑格尔头上，使得近来整整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完全决裂，而这种文化是殚精竭虑修炼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度和前瞻之美［……］。

从大的方面来看，或许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简而言之是新一代哲人自身的贫乏，最彻底地破坏了对哲学的敬畏，为群氓的本能打开了大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何等程度上背离了包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克勒在内的所有庄严辉煌的精神隐士的行为方式［……］（《善恶的彼岸》，前揭，页-）

什么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说来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惊讶：尼采指的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教育所传授的东西。由于我们自己无不是这种教育培育出来的“学人们”，我们才认识不到自己身上有太多“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这里出现的“我们的现代世界”这个表达式与第一篇《观察》中的“现代自身”一脉相承。若对比《不合时宜的观察》和《善恶的彼岸》，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