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只有危机才能让法国人团结起来，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然把这个利益关系复杂的国家团结起来。

——夏尔·戴高乐

年7月21日，雷蒙德·庞加莱组成政府的新一届内阁。他是法国最杰出和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此前他已经从政40多年，并在年到年、年到年期间两次担任法国总理，在年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国总统。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这使他能够站在党派斗争之上思考法国的命运。

他是个处理危机的天才，并曾做出在年占领鲁尔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使法国变得孤立和虚弱；他还推动了道威斯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如今，他反对德国的姿态也比三年前更加强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庞加莱宣布了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成员名单。新的名单充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各种考虑，除了包括共产主义人士外，还包括了6位前总理。

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的事情表明，庞加莱担任总理为外汇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在他被宣布担任总理的当天，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已经触及50：1。在后来的两天里，还不等他宣布金融改革和税收计划，他就任总理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缓解了投资者的情绪。在这两天里，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快速反弹至43：1。接下来的一周，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达到了35：1，累计涨幅超过40%。法郎令人惊奇的反弹证实了一个论断——汇率不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而是由投机者决定的。

法郎走势好转还与庞加莱的人格魅力有关。庞加莱是一位拥有超凡能力的法国政治家——冷静、内向和反社会主义，他对工作抱有巨大兴趣，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且注重细节。在那个时代，法国的许多政治家对公共责任和个人利益之间界限的理解都非常模糊，但庞加莱却非常诚实。他在巴黎各阶层眼中都有着良好的公共形象，尤其是在银行家眼中。

几乎每个投资者——皮卡迪的小商贩、奥弗涅的农民、诺曼底的乡村医生、庞加莱老家洛林的眼镜制造商，都相信庞加莱能够通过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使法国经济变好。随着法郎汇率的迅速上升，进口商品的价格和物价指数开始下降。当年夏天，巴黎的报纸上充斥着美国金融家们来来往往的消息。7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抵达巴黎。

8月的第一个星期，斯特朗被发现在海牙与沙赫特会面。8月20日，斯特朗和梅隆在依云与负责德国赔款事务的帕克·吉尔伯特会面。如果不是关于法郎反弹的问题，这些杰出的美国银行家们又在谈论些什么呢？事实证明，这些人在欧洲的神秘游历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插曲罢了。

梅隆在欧洲出现主要是为了看望他在罗马生病的女儿，并把她接到依云观海。法郎汇率的回升也促使过去两年里流出法国的资本不可逆转地回流法国，这使得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英国和美国的援助。

庞加莱面对国会对战争贷款协议的抵制推迟了履行还款协议的时间，没有这些协议，法国也无法从海外获得贷款。莫罗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应对法郎的反弹，他最初的策略是不干涉法郎。莫罗所受的是旧式的关于社会服务的教育，在具备了丰富的银行业从业经历之后，他对资金和市场的认识有所发展，但面对这样的情况时却仍显得手足无措。

事实上，当时很少有银行家能够准确地理解法国在年的情况，尤其是对现金流入与汇率、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幸运的是，莫罗有两个非常能干的下属，查尔斯·瑞斯特和皮埃尔·魁奈，他们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够搞清上述问题的人。

在整个秋天里，资金如洪水一般涌入法国，并将法郎对美元的汇率推高到30：1。瑞斯特和魁奈开始担忧法国可能会重复英国的错误：汇率过高，以致出口商品的定价过高而失去竞争力。当12月中旬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达到25：1时，瑞斯特和魁奈决定阻止法国经济滑向英国式的滞胀。他们建议法兰西银行应该开始干预法郎汇率，为汇率设顶，他们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除非莫罗说服总理接受他们的建议。

在瑞斯特和魁奈向法兰西银行施加智力影响的同时，莫罗也体现出了其在政治上的策略性，他开始认识到汇率水平将决定战争期间的债务分担。这是梅纳德·凯恩斯最早在年《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法郎汇率将得以确定，但不是由投机和贸易决定的，也不是进攻鲁尔行动的结果，而是由法国纳税人和食利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决定的。”法郎的汇率越高，政府的债务就越多，对法国的食利者就越为有利，而对纳税人则越加不利。因此，莫罗决定将汇率固定在某个特定的水平——“这样的牺牲是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事实上，每个经历过战争的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英国曾选择了一个极端：让纳税人承担几乎全部负担，并保护其储户；德国则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通过有计划的通胀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这几乎洗劫了德国国内的中产阶级。莫罗显然希望做出一个适中的选择。

对于庞加莱来说，他本能的意愿是采取加强流通的政策，并让法郎继续升值。对于一个见证了自己国家的货币下跌了近80%的人来说，庞加莱对法郎升值有着令人能够理解的强烈愿望。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法郎升值过快，他将承担把国家推向衰退的风险。因此，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