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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洁树1“史景迁”，年代初JonathanSpence在耶鲁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为他取了这个中文名，取了他姓氏的首字母，化为一个寓意高远的名字：学习历史，就当景仰司马迁，以之为楷模。半个多世纪过去，史景迁早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史巨擘之一，他主攻清代以后的文化与政治史，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浓厚兴趣，一个贯穿于多部作品中的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试图“改变中国”，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看来，“史景迁”这个名字背后的深切期许恐怕对他本人来说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尽管史景迁和司马迁都是以“擅讲故事”闻名的历史学家，但前者其实并不赞同后者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书写方式，“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随着《追寻现代中国》的出版，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在今年拓展至12本。从康熙大帝到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的张岱，从千里迢迢来到帝都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阴差阳错前往法兰西被异国文化击溃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从普通农妇王氏到踌躇满志地期望“改变中国”的西方顾问们……史景迁探究了一个个迥然不同的生命，追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投下的只言片语，编织成文笔精巧、出处严谨的故事，呈现出中国历史鲜为人知的面向。8月15日，理想国在上海“光的空间”新华书店举办以“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为主题的对谈活动，“史景迁作品”系列主编郑培凯、鄢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在现场与读者分享了他们所认识的史景迁以及他独特的历史书写风格。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共12册）学生眼中的史景迁：鼓励学生走自己的路，从教案中获取写书灵感活动开始时，担任对谈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介绍郑培凯为“史景迁的开山大弟子”。郑培凯纠正了这一说法：更准确地讲，他的确是史景迁本人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在那之前，史景迁曾以知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Wright）大弟子的身份在导师去世后带领韩书瑞（SusanNaquin）、高家龙（ShermanCochran）等一大批研究明清近代史的师弟师妹攻读博士学位。“他们都觉得史景迁实在了不起，在指导他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上有很大帮助。”对于郑培凯来说，史景迁亦是一位良师诤友。在刚见到史景迁时，导师对他说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他在台湾学习时习以为常的师生关系：“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但我的英文是很好的，我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郑培凯笑着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位老师说自己知道的东西少，“他其实是有意的，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学术的道路。”在史景迁的帮助下，郑培凯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于年和年前往中国大陆进行明清史研究，成为美国学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中国大陆获得明清史资料的学者。史景迁与房兆楹的结缘，是其导师芮玛丽的功劳。史景迁曾向郑培凯透露过其中的渊源：芮玛丽在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曾做过欧洲思想史研究，她认为自己虽然曾在中国大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但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有不足之处，因此建议史景迁跟房兆楹、杜联喆学习。在房兆楹的介绍下，史景迁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接触档案资料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写就了《曹寅与康熙》，也培养起了对康熙这个历史人物的浓厚兴趣。终其一生，史景迁都非常尊重曾在他学术生涯早期给予过巨大帮助的房兆楹。郑培凯指出史景迁有个有趣的写作习惯，他会同时进行多部作品的写作（最极端的情况是同时进行三个写作计划），每开始一本书的写作，他就在家中开辟出一个书房，这样的好处是截然不同的写作素材能够各归其位，井然有序。《康熙》于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深受读者欢迎。之后，他在年出版了第四部作品《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乍看之下，《康熙》与《王氏之死》题材迥异，跳跃性极大。郑培凯告诉现场观众，这和史景迁的教学经历有关。根据耶鲁大学的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通识课。此类通识课通常就是每周一次的面向背景多元、专业知识有限的学生的讲座，要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王氏之死》的灵感就来自史景迁为通识课准备的教案，为了向学生介绍清朝初年的中国社会，他着重介绍了一个法律案件，在一次次的演讲教学中，他观察学生的反应，不断精进内容，最后发展出了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史景迁也成为了颇受耶鲁学生欢迎的老师。郑培凯回忆称，在他担任史景迁助教的时候，一个通识课班上还只有60多个学生。十年后当他回校探望史景迁，导师向他“抱怨”称选课的学生多达多个，恐怕要20个助教才来得及批改卷子。“他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入到历史里了。他写《追寻现代中国》，也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对于自己的导师，郑培凯如此评价。讲座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唐小兵、郑培凯、姚大力、鄢秀史景迁的历史观：讲好故事比卖弄理论重要，个人关切比宏大叙事重要“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这个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凸显出来了。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姚大力说。事实上，从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史景迁笔耕不缀的这半个多世纪亦是欧美中国史研究领域风起云涌、变化不断的时期。年代，社会科学化潮流席卷中国研究，大有将老式汉学传统取而代之之势。施坚雅（WilliamSkinner）在年提出了口号“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isdead,longliveChineseStudies），为这个趋势吹响了号角。从年代到年代，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的概念被发扬光大，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性别研究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然而进入21世纪，学术界又开始出现了在理论迷宫中迷失的情况，于是历史学家开始提出让史学回归故事讲述。此时人们赫然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这样做，他就是史景迁。姚大力指出，史景迁曾在历史学界回归故事讲述传统的前后在一个访谈中表示，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会出现马克思或韦伯这样影响深远的理论家，但不少一度盛行不衰的理论大多在与我们邂逅后即黯然离去。“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地讲故事的历史学家。”然而我们应该承认，把枯燥的历史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并非易事，在姚大力看来，史景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他对细节的高度敏感。以《王氏之死》为例，他在这本书中展示了清初郯城乡村日常生活“年年难过，年年过”的残酷现实，写出了一个破败不堪、人人自危的底层社会。无论是在盛世还是危世，社会底层都是落在主流视野之外的边缘群体，如何从有限的史料中召唤出被人遗忘的生活经验，是非常困难的。史景迁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