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20世纪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动荡，混乱，战争，世界，秩序……还有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在20世纪曾被疯狂追捧。倚着战争动荡的历史大背景，从德国到法国直到整片欧洲大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曾热烈地谈论过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哲学有它的魔力。那个年代，它的身上有太多摄人的标签：反叛、危险、自由……

在它的特定历史时期，存在主义除了是直击人心的哲学，也是一种时髦，而存在主义者也一度成为“任何践行自由性爱和熬夜伴着爵士乐跳舞的人的简单代名词”。很快，存在主义有了专属发型：长直；也有了它的标志服装：黑色高领套头羊毛衫。

乔布斯常穿的黑色高领套头羊毛衫

存在主义思想家自然也有他们的魅力。比如长相奇特的萨特，除了他在《时代》杂志上的那张照片，一旁的注解是“女人被迷晕（PhilosophrSartr,womnswoond）”之外，他曾有一场演讲连售票处都受到了疯狂人群的围攻。

还有海德格尔，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几乎所有的哲学课堂全都在谈论他的思想。

萨特的演讲与葬礼

而这群思想家们迷人的大脑之后，还有一颗颗情感丰沛的心脏。情绪千回百转互相缠绕，在浪漫与逻辑的冲击下，织出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人际网络。

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年生的马丁·海德格尔，在年于弗莱堡结识了现象学运动创始之父埃德蒙德·胡塞尔，并成为了他的学生。年时，马丁与埃尔芙丽德结婚，后来他们又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约尔克，另一个叫赫尔曼。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idggr），德国哲学家，曾跟随胡塞尔学习；《存在与时间》和许多其他影响深远的作品的作者。

年，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帮助下去了马堡大学工作，年再次回到弗莱堡。对海德格尔来说，在马堡大学的这四年并不是一段多么愉快的经历，他也许更多地感到了迷茫——毕竟他将那儿称作是“迷雾的洞穴”。

不过有件事可能是例外，或者至少在迷雾的洞穴里给他增添了一点得以心生愉悦的可能。他在马堡大学认识了汉娜·阿伦特，她是他的学生。而于海德格尔而言，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婚外情”。

汉娜·阿伦特（HannahArndt），德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年逃离德国后住在美国；著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

但是，先不要急着蹙眉，然后抱着无比同情的心态，将目光忧伤地转向埃尔芙丽德。因为赫尔曼的亲生父亲并不是马丁·海德格尔，而是一位与他母亲偷情的医生。

这件事也不知道海德格尔知不知情，反正赫尔曼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将近一百年后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清楚地知道这段过往，还要感谢赫尔曼亲自揭开了这个故事。

年底，同盟国军队迫近德国，年3月，同盟军抵达弗莱堡。海德格尔带着他的学生和系里的哲学家们找到了一处优秀的避难所：威尔顿斯坦，一座建在多瑙河边悬崖上的宏伟城堡。萨克森-迈宁根的亲王与王妃是这座城堡的主人。

今天的威尔顿斯坦城堡（Wildnstin）

以尊重的名义，我们不好随意揣度，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进入这座城堡避难，是因为他本人的声望，还是因为他和萨克森-迈宁根亲王妃的关系。

但至少，埃尔芙丽德·海德格尔没有随着他们一起去城堡的原因，应当与“萨克森-迈宁根亲王妃，是马丁·海德格尔的情妇”这件事，有点关系。

除了海德格尔，还有两个在谈论存在主义时绕不开去，也无法分而论之的名字：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

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很快成为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能迅速吸引周围的目光并且建立威望与名声的人。他善于交际，毫不犹疑地主宰一个个圈子和团体，是最受欢迎的狂放的领导者。

让-保罗·萨特（Jan-PaulSartr）,最重要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小说家、传记作家、剧作家、散文家、回忆录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那时萨特有一个“由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激烈地谈论哲学，抨击现实与传统，强势地叩问灵魂。虽然表面上傲慢无礼，但他们“有着那种接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从容自信。”

这个小团体很快接纳了波伏娃，而萨特和她对彼此很快就从朋友成为情人，甚至远甚于情人。毫无疑问，他们吸引彼此的点都在于那两颗蓬勃有趣的大脑，这是一场非常柏拉图的恋情。但抛开哲学，他们在生活上其实并不怎么相像。

波伏娃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如，作为一个极其喜欢“吃”的作家，她曾用无比美妙的文字，翻来覆去又精彩纷呈地形容食物带给她的欢愉：

蜜饯闪烁的光亮，果冻模糊的光泽，酸甜水果硬糖万花筒般缤纷的色泽——绿的、红的、橙的、紫的——我觊觎它们的色泽，不亚于觊觎她们承诺给我的欢愉。

我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

她不仅在去旅行的时候，曾急迫地想要吃掉那些闪闪发光的霓虹灯招牌，甚至还曾期望整个宇宙都可以食用——“像啃掉一个姜饼屋一样，然后啃掉整个宇宙”。

西蒙娜·德·波伏娃（SiomndBauvoir），重要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剧作家、散文家、回忆录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除了食物，波伏娃还热爱旅行并收集纪念品，喜欢徒步、登山。但是萨特却不喜欢登山这种会带来疲惫、晒伤的个人体验不佳的活动，觉得“这种活动很讨人厌，是某种侵犯他自由的东西”。

不仅不喜欢登山、徒步，萨特也不喜欢在旅行后带任何纪念品回家。他不喜欢财物，甚至不喜欢一切具象的物品。

除了随身携带的烟斗和笔（他也会经常把他们弄丢），萨特读完的书也会很快就会送出去。在文字方面也是如此，不论谁去找他，萨特都会毫不犹豫地赠送论文，演讲、序言。

但或许是因为这样，萨特的慷慨几乎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比如钱，他经常送人钱，只是为了“让钱离他远点儿”。他的阔绰也同样感天动地——付小费的时候，就从随身携带的一大叠现金里随意抽出几张。

即便是钱真的留在了他的手上，他也不会用来买那些具体的东西，而是进行一些一次性消费，比如夜间娱乐：

去某个舞厅，大笔花钱，打车去各处转悠，等等——简而言之，在金钱的位置上，除了回忆什么也不能留下，有时候甚至连回忆都没多少。

有着如此不同，但依然持续共鸣着的有趣灵魂的萨特与波伏娃，他们的确考虑过结婚。但出于对中产阶级婚姻的抵触，还有波伏娃和她母亲糟糕关系的心理阴影，他们还是放弃了。

然后，在某个傍晚，他们坐在杜乐丽宫花园的石凳上“签了一份两年的合约”：先做两年情侣，两年期满再决定是续约还是分手，或者“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

年代的杜乐丽宫花园（JardindsTuilris）

两年后。萨特与波伏娃选择了方案C：他们达成了一种开放式的伴侣关系。但这个关系依然像合约一样拥有两个长期条件：1.必须诚实地告知彼此他们与他人的性关系；2.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排在首位，高于其它任何一段关系。

（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完全遵守第一条。）

但无论如何，或许也是因为这种“开放式伴侣关系合约”的照拂，接下来那些在萨特与波伏娃身上以及周围发展出来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似乎也脱离了有人暗喜有人心碎的套路，并且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一些别的效用。

萨特与波伏娃

比如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就取材于一段三角恋。而这段三角恋的主人公，正是她，萨特，还有她与萨特曾经的学生奥尔加·科萨凯维奇。那时的奥尔加还是萨特的情人。

后来，在小说之外，这段三角恋渐渐变成了五角恋。再过了一段时间，这场五角恋才终于宣告解散。

而当这场人数众多、交互缠绕的复杂恋情结束的时候，奥尔加已经嫁给了萨特另一个曾经的学生博斯特，萨特正在与奥尔加的姐姐旺妲（她是一名演员）交往，波伏娃则开始与刚娶了奥尔加的博斯特偷情。而萨特与波伏娃——他们自然还是彼此最高等级的伴侣。

波伏娃小说《女宾》（L’invité）书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萨特带着军用包和靴子离开巴黎。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波伏娃都不知道他被派往何处。

萨特不在的时间里，波伏娃留在当时气氛愈渐诡异的巴黎继续她的工作。与此同时，她还和娜塔莉·索罗肯与比安卡·嫩费尔德发生了关系，她们是她的学生。（后来这两位女学生也同样与萨特发生了关系。）

年代的花神咖啡馆(CafdFlor)(RobrtDoisnau)

那时的萨特虽然被送到了布吕马尔（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地方），但他其实除了阅读写作无所事事。好在他在此期间联系上了波伏娃，于是除了写日记，他还每天给波伏娃写长信，还写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了《存在与虚无》），和《自由之路》的第一稿。

年后萨特被俘，被关押在德军12D战俘营中。除了继续试图给波伏娃寄信，他也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再次与他失联的波伏娃，在加入逃往西南方的难民队伍后不久，又辗转返回了巴黎。她继续生活在这座“正常得有些离奇的”，塞进了不少四处巡逻的德国士兵的城市，并“恢复了在咖啡馆写作的习惯”。

年代纳粹占领下的巴黎

就在波伏娃终于开始收到萨特从战俘营寄出来的信的时候，萨特轻松得有些魔幻地，“越狱”了。

萨特的病眼在助他避开了前线作战，远离了纳粹的强迫劳动之后，又一次帮到了他。因为眼睛实在疼得受不了，萨特提出了医疗申请，然后就拿到了一张去战俘营外看眼科的通行证。萨特出示了通行证，守卫就让他走了出去。

萨特当然就再也没有回去。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文化在巴黎的影响颇有些铺天盖地。爵士、蓝调、拉格泰姆席卷街巷，人群涌入跳蚤市场买美式服装，电影院里不停地放映美国犯罪电影，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里堆着美国小说。

战后，美国游客开始拜访巴黎，“有文化的纽约人开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波伏娃、加缪因此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来自纽约的演讲及访问邀请。

年1月，萨特率先去了美国，可惜他的英文很烂。于是一个极其话痨的人，在这种无法自由且疯狂地滔滔不绝的憋屈下，只好观察、做笔记、写文章。

除此之外，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他加入了一个受邀访问的法国记者团，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一位叫多萝丽丝·费奈蒂。她成了他的长期情人。

年3月到5月，加缪周游美国。他总是觉得自己就是个陌生人，因而表现得比萨特还要紧张。

阿尔贝·加缪（AlbrtCamus），法裔阿尔及利亚小说家、散文家、短篇小说作家、剧作家和活动家。

年，英语不错的波伏娃终于也去了美国。除了在最初也感受到了加缪式的困惑，她很快熟悉了纽约，也交了很多朋友，巡回演讲之余不仅逛爵士乐俱乐部，还去电影院看滑稽片和惊悚片。

她在芝加哥同样收获了一位为期三年的异地（国）恋情人：硬汉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他的作品主要书写的是“瘾君子、妓女，以及美国生活的阴暗面”）。

但问题是，阿尔格伦并不甘于如此。他不但不高兴屈居萨特之后，而且还想让波伏娃移居美国。这段才分别不久就开始折磨人的恋情让波伏娃疲惫不堪。

阿尔格伦与波伏娃

而当时的萨特也正因为政治种种腹背受敌困惑不已。于是他们一起开始服用药物——波伏娃直接服用苯丙胺，而萨特则钟爱一种苯丙胺与止痛药的组合药物：科利德蓝。

年，波伏娃与阿尔格伦分手。年，在萨特与几位好朋友绝交之后（其中就包括加缪），她把这些故事当作素材写成了小说《名士风流》。小说获得了龚古尔奖，而书的版税足以让波伏娃在维克多·舍尔薛大街上买下一套公寓。

波伏娃长篇小说《名士风流》（LsMandarins）书封

波伏娃的新情人克劳德·朗兹曼（电影制片人）很快搬进了这套新公寓，到年间他们住在一起。而当时的萨特依然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拿破仑酒吧楼上。于是波伏娃总是散步去找萨特，与他一起工作。

后来，萨特为了给他的年轻伴侣以法定权利，收养了奥莱特·埃凯姆-萨特。波伏娃以同样的理由收养了她的伴侣和继承人：希尔葳·勒庞·波伏娃。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波伏娃，他的年轻伴侣兼养女奥莱特·埃凯姆-萨特，以及他的长期恋人米雪尔·维昂轮流照顾他。年4月14日，萨特病逝。

而波伏娃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希尔葳·勒庞·波伏娃，朗兹曼，还有一些其他朋友一起照顾她。年4月14日，萨特离开整六年的那一天，波伏娃病逝。

波伏娃与萨特

一些（因萨特与波伏娃实在占了太多篇幅所以）未来得及详述的吵架、打架与绝交事件：

1.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运动之父，马丁·海德格尔的老师，他们曾经亲密到几乎以父子相称。但后来海德格尔渐渐觉得胡塞尔荒唐可笑，即便在《存在与时间》的献词里称赞并感谢了他，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胡塞尔的。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rl），哲学家，出生在德语区的摩拉维亚；现象学运动创始之父。

年新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也许因为海德格尔的纳粹身份而胡塞尔正是犹太人，也许还有哲学恩怨作祟，海德格尔删去了献词（版的《存在与时间》中，献词又回来了，但海德格尔声称这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战争爆发后，胡塞尔没有出逃避难，一直留在家里继续自己的研究，直到年去世。他留下了伟大丰厚的巨量思想遗产，其手稿价值无可估量。他的葬礼，海德格尔称病没有参加。

第一版《存在与时间》（SEINUNDZEIT）

2.

海德格尔与卡尔·雅斯贝尔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曾经亲密到玩过为期一周的哲学睡衣聚会，还合作办了本期刊《这个时代的哲学》。

除了在“哲学革命”的形式上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还在于海德格尔的纳粹身份，与雅斯贝尔斯的犹太妻子。

在因战争失联，后终于再次取得联系后，雅斯贝尔斯寄给海德格尔一本他在年写的探讨德国人应该如何面对过去与未来的《罪责问题》，但海德格尔拒绝答复。

问题是，雅斯贝尔斯毕生笃信的是“沟通的力量”，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沉默。他们之间倒不是说有谁正式提过“来吧我们决个交吧”，但一场决裂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rs），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居住在海德堡大学，直到年与妻子搬到瑞士。

3.

赫伯特·马尔库塞，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也因海德格尔曾经的纳粹身份质问他，但海德格尔仍拒绝回答。

4.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在被俘期间读了很多东西，思想转向，渐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翻了脸。

5.

年，在一次深夜狂欢中，萨特与库斯勒起了争执。库斯勒用酒杯砸了萨特的头，加缪将手放到库斯勒的肩膀上试图劝架，库斯勒反过来冲着加缪一通乱打，加缪打了回去。

然后劝架的就变成了萨特。他和波伏娃拉开两个打架的人，将加缪塞上车，把库斯勒丢在了街上。坐在驾驶座上的加缪一时深陷悲伤无法自拔，一边哭一边把车开得乱七八糟：“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阿瑟·库斯勒（ArthurKostlr），匈牙利小说家、回忆录作者、散文家；萨特和其他人的好朋友，但与他们因为政治观点全部闹翻。

6.

互相写过书评因而一见如故的让-保罗·萨特与阿尔贝·加缪，关系曾经好到加缪曾在某个下着雪的凌晨两点，拉着萨特坐在街上，情绪丰满地倾诉自己的爱情烦恼。但其实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些哲学政治上的分歧。

萨特（左）与加缪

在经过了一些哪怕时有观点相悖但感情依旧保持着友谊和谐的年岁后，萨特与加缪之间的终极对峙于年来临。他们在激烈地打了两回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笔仗之后彻底决裂。而当加缪在年逝世时，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满是真诚称颂的讣告。

7.

萨特与海德格尔，这两个在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史中几乎永远被一同提起的人物，其实几乎不认识。等到终于在朋友的引荐下见了面，虽然谈不上互相鄙夷，但依然“非常遗憾”地“不欢而散”了。

8.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比萨特低一级。年，萨特、波伏娃与梅洛-庞蒂一起创办了《摩登时代》。而在年与加缪绝交之后，正处在革命的热烈冲动中的萨特开始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持续得罪当时思想观念已经更偏向加缪的梅洛-庞蒂。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Mrlau-Ponty），法国现象学家和散文家，专长的问题有身体、知觉、儿童发展和他人的关系；著有《知觉现象学》等。

最后一根压垮友谊的稻草出现在年年末。梅洛-庞蒂为在《摩登时代》将要刊登发表的一篇强烈支持苏联的稿件写了一篇“编者按”，表示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杂志的立场。但萨特在刊印前看到了这段话，然后删掉了它——他没有告知梅洛-庞蒂。

如同当年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绝交，他们都“认为各自正在驶向更令人兴奋的新领域中，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或陷于停顿的对方甩在了后面”。这是萨特与梅洛-庞蒂的绝交。

9.

雷蒙·阿隆，正是他在年与之交的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喝着杏子鸡尾酒一边将现象学介绍给了萨特。如果这么来看，他才是最初那个影响了萨特未来伟大哲学思想起源的人。而他们自年起冷战多年。

萨特去世时，阿隆以“时间过去太久，承诺已经失效”为由，并没有按他们先前说好的，“后死的那个人要在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杂志上为先死的那个人写一篇讣告”，为萨特写一篇讣告。

雷蒙·阿隆（RaymondAron），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记者。

10.

在萨特与梅洛-庞蒂绝交之后，波伏娃也因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的历险》中的一章《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介入这场“战争”，然后撰文批评梅洛-庞蒂。他们自青年时代起就互相喜欢的旧交情，就此湮灭。

参考书目：《存在主义咖啡馆》

注：本文所有引用内容，以及其它信息来源，包括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经过、信件，等等，均出自《存在主义咖啡馆》。

《存在主义咖啡馆》书封

另一个注：为什么本文没有花部分篇幅讲述加缪和他的女友们？这是个好问题。

《存在主义咖啡馆》作者：莎拉·贝克维尔（SarahBakw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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