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卡尔·马克思　

　　过了些时候燕妮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她的财产已经消耗净尽。她的装满精巧的银制餐具的盒子——结婚时的礼物，在巴黎公开拍卖的时候被有购买兴趣的顾客买去了，现在连一张铺着厚羽绒的床都没有。 　　但是，他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使他们忘掉了这一切烦恼。燕妮又同她的“摩尔”团圆了。琳蘅·德穆特也属于那些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之列，她在燕妮没有来之前这一段时期象母亲一样地照料她的博士。 　　马克思似乎完全变了。燕妮到来的最初几天他放下了工作，他带着他的夫人到风景优美的布鲁塞尔游览，从小小的胡同一直逛到郊区。这对青年情侣在美丽的绿色的树林中徘徊，在绿穗满布的田野里寻找舒适的休憩。有时他们象孩子一样大笑，当地里的农民走过这一对恩爱夫妻面前摇晃着脑袋的时候，马克思更是纵声大笑。这些天他就象小孩子一样喜笑颜开，因为他的燕妮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在散步的路上或家里，马克思常常同燕妮谈论当前形势。 　　当他们谈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况时，马克思启发燕妮说：“你好好观察当前形势，世界上到处都在动荡，工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带来的更多灾难，工人们准备捍卫自己，反对工厂主和容克地主的剥削。工人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燕妮提醒马克思注意去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事。她激动地说：“人们在那里加倍地剥削工人，有一次市场的投机家大批收买他们的商品，另一次是地主要求增加完全非法的租税。这是多么可耻的事，这个地区差不多竟有半数的居民的确迫于饥荒而死亡。” 　　“燕妮，人们是不能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方式去消灭剥削的。他们引导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为了把全人类永远从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个政党本身必将是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马克思本来与燕妮安静地对坐着，现在他站起身来。燕妮畅谈衷曲，她激昂地维护工人，使马克思喜不自胜。他小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那么燕妮，你懂得我的想法了?你理解我的理论工作和我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开的吗?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马克思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着，燕妮牢牢地抓着他的外衣的袖子，她低声地说：“恩格斯很快就要来了。我想，你将在他身上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合作者！”

　　正在这个当儿，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又都用光了，商人们不愿对一个陌生的外国入赊贷一点东西。但是琳蘅绝不沮丧，她知道有一个救星，就是他们的旅行袋。在换洗的衣服下面还有从家乡带来的几件纪念品：两种自己做的彩色的绣花围裙。她细心挑出一对考虑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到当铺去典当。 　　万一燕妮的母亲知道了呢?!她想，也许她会要查问的。但是后来她放弃给她写信的念头。她小声地说：“威斯特华伦体会不到饥饿入的心情，他们平时生活优裕，从来没有体验到过困难。” 　　她用典当围裙的钱也买了一些雪茄烟，她想，晚上马克思同她奕棋的时候，递给他一支雪茄烟，使他容光焕发的脸上更加增添欢乐。 　　昨天奕棋，她赢了马克思两局。她对这位博士逼攻，虽然马克思奋力防御，她还是奕胜了。 　　她微笑着，因为她在想，如果她又赢得第二局的话，马克思会多惊讶呀！ 　　她对马克思说过：“奕棋要象写学术论文一样思想集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他的父亲——一个莱茵实业家——强迫从事商业职务，以便将来能够从事他父亲的事业。他同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常常比较紧张。他十九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认识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情况必须改变。在他的家乡巴门劳动条件很差，半数以上的学令儿童在工厂做童工。 　　英国的曼彻斯特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恩格斯于四十年代初在他的父亲的一个工厂里工作，他亲眼看到了工人的可怖状况和爆发经济危机期间的工人群众的失业现象。他在那儿也与宪章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着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为唯一的控诉书。他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无耻的剥削。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有能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且能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力量。这就是新的内容。 　　去年他在巴黎短期逗留，已经跟马克思更熟了，他们在一切理论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决定将来共同合作。 　　恩格斯在春季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已经在主要论点上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论。这两位朋友开始共同创立他们的理论，并且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去。 　　两位朋友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烛光照着他们的脸。他们谈得很投机，以致琳蘅进屋倒烟灰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发现。 　　“这样，我们是一致了。”恩格斯说着在椅子上把身子向后靠了靠，“经济事实是形成阶级矛盾的基础，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共产主义以及同时代的英格兰的宪章运动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偶然现象。这些运动是今天被压迫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或多或少的斗争发展的形式。” 　　“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补充道，“共产主义不再是凭空想设计出来的一种充分完备的社会理想，而是对自然、对条件以及由此发生的、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目的的必然认识。” 　　琳蘅端来咖啡，她在室内停了一会儿，以便仔细听一听这两个人的谈话。这些日子她兴致勃勃，无忧无虑。这位客人不象其它绝大部分的流亡者那样身无一文，到这里来常常只是为了吃饱肚皮。恩格斯则完全不一样，他不仅给了她足够的钱采购肴馔，而且还带来了礼物。琳蘅对这件事很不习惯，但她兴高采烈，又匆匆工作起来。 　　当琳蘅走出房间的时候，马克思问道：“那么，我们应该从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翰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 　　恩格斯建议就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马克思近些时候一直怀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他热烈地同意这个建议。

　　马克思、恩格斯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很多时候同布鲁塞尔的工人在一起，而不只是在他的书斋里工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对社会事务从不放松的锐利的观察批评家。 　　他从那些平常的人们那里听到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土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足以在贫困中苟延残喘。 　　普鲁土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于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窘困，它需要资金，并且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承募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就此写信给马克思说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的手里夺取政府权力，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一八四七年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名叫莫尔的到马克思那里。 　　“我是代表我的同志们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您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式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的话，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予以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非常愉快地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晚上，马克思同燕妮交谈。燕妮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助手，她为马克思缮写文稿，审阅校样，她有时也替马克思处理来往信件。这些工作要求有比较熟练的外交才能和对复杂的政治关系的认识。但是她当时在她丈夫的所有工作中部显得很干练，因而也胜任了这些工作。 　　“这并不奇怪吧?”马克思问道，“我们迄今对同盟的所有指责现在连它的盟员自己也认识到是缺点了。人们要求恩格斯和我帮助进行改组工作呢!” 　　他十分高兴地拥抱着燕妮，说：“我将在这儿同我的朋友们建立一个通讯委员会，而且恩格斯应该在巴黎建立同样的组织。”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是座有无数街道和许多桥梁的喧闹的城市。就是盛夏的时候，它也浸立在混浊的大雾朦胧之中。街道在红砖建筑物中间暗淡无光，那座蜿蜒的滑铁卢大桥好象伸向无尽的远方。 　　伦敦议院尖塔上大钟的深沉钟声，从隐约可见的钟塔传到大街，越过泰晤士河河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巴黎赶来出席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以便与代表布鲁塞尔区支部的威廉·沃尔弗一道共同来捍卫马克思的理论。 　　大会之前，当他们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走路的时候，恩格斯向那位布鲁塞尔的同志说：“必须抛弃那些从隐蔽活动时代起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沃尔弗本来已经是马克思的忠实的合作者，他点头表示同意，“用不着操心!就我们所理解的同盟盟员的心情，我们是不会有困难的，他们早就看出马克思是正确的。” 　　恩格斯自始至终参加代表大会。《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并且规定对那些搞阴谋诡计或企图置同盟于其独裁之下的人，随时撤销其代表资格。新章程被提交各个支部审核、讨论，以便在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通过。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的最后几天，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伦敦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请他在代表大会上亲自阐述他的新理论。 　　在持续十天的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成了引入注目的人物。他着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也在同年出版了。这部书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的论战性的文章，它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卡尔·马克思透彻地、深思熟虑地阐述他的理论，他成功地排除了一切矛盾和疑虑。 　　他和恩格斯一道受委托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十二月的天气沉闷而阴黯，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风暴袭击了比利时全境，随后伴之而来的常常就是大雨。 　　连日来二十九岁的马克思几乎从不间断地坐在写字台旁写作。他在布鲁塞尔的住房很窄小，隔壁房间里燕妮和马克思的第二个孩子小埃德加尔在啼哭，三岁半的小燕妮常跟父亲闹，问这问那。的确，马克思没有工夫理会他们。 　　马克思一直在重新全面而详尽地思考纲领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他的学说。 　　宣言的段落安排虽然已经写在纸上，但在他开始起草之前，还是运用他那熟谙的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审核和权衡一切。他写信给再度留居巴黎的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 　　过了一些时候，他收到了回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12]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13]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正确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从此以后，革命的无产阶级把这今战斗的口号写在它的旗帜上!

　　一八四八年二月的一天，马克思兴奋地走进房间，他手里拿了一份《改良报》走到燕妮跟前。这家报纸是巴黎律师赖德律—洛兰白费出版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纸。 　　“《改良报》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马克思说，“我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抨击过的一位最恶劣的警犬大臣基佐被推翻了!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小市民举行了起义，国民卫军拒绝效忠国王路易．菲利普，参加了起义。工人们武装起来，释放了犯人，筑起了市街栅寨，与国王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被枪杀，人民举起火炬向遇难者致敬，号召武装起来!” 　　马克思在弹簧矮椅上坐下，把报纸递给燕妮。 　　燕妮读报的时候，马克思在设想未来的一切。大部分的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厂主反对一八三零年的“六月王国”，反对银行家的统治。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参加政府。 　　马克思自己问自己，那么，德国呢?这个不幸的国家，它不统一，四分五裂，政治和经济被束缚得处于瘫痪，还一直处在诸侯的羁绊下。 　　“普鲁士的工人将会照巴黎工人的样子做”他满怀必胜的信心说，“啊，燕妮!要是我现在在巴黎多好啊!” 　　过了几天，人们知道巴黎的工人们摧毁了国会、兵营和土伊勒里宫。国王路易·菲利普逃到英国，他的宝座被当街焚毁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 　　巴黎事变使马克思非常激动，以致他再也不能安静地留在他的书房。他匆匆地走了出来，跟那些在大街上、酒店里谈论着巴黎事变的工人们交谈，决心为比利时工人筹划。

　　马克思出乎意外地即将迅速重返巴黎。普鲁土的反动派又一次把它的最危险的叛逆者从比利时驱逐出境。 　　一个下雨天，两个宪兵交给马克思一张驱逐出境的命令，并且武装押送他穿过布鲁塞尔市区。 　　卡尔·马克思昂着头，与宪兵相距半步坚定地走在前面。他最后一次走过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下雨，他的大衣仍然敞着，他愤怒而不沮丧地遥望着向市场广场上的古老房屋告别，并向工人们点头示意。他常常同那些工人们在一起，让他们讲述他们的忧虑和政治见解。 　　押解他的人一直把他送到法兰西的边境。 　　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给他做了避难所，他去塞纳河畔的巴黎。在那里，政治事变象暴风雨中的浪涛，汹涌澎湃。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之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

——卡尔·马克思　

　　三月的阳光把巴黎的居民纷纷吸引到郊外，吸引到宽阔的大街和公园去游玩。到处都是刚刚砍伐过的光秃秃的树墩。二月二十四日起义胜利的夜里，砍伐了四千棵树来建筑市街栅寨。 　　城市里依然是一片饥荒。工人们都在观望，仍然寄希望于新政府。 　　在博马舍林荫大街上的一所房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坐着。他们知道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两位朋友密切地注视着德国的形势。在那里，革命也已经迫在眉睫了。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德国，”马克思激昂地、一字一句加强语调地说，“铲除小的邦国是符合一切阶级的利益!当然对诸侯和贵族是不利的。现在问题在于争取群众赞成我们的思想。” 　　然后他继续说：“既不要象巴塞尔曼设想的那样，在联邦议会里委派全德的人民代表，也不要象自由党人建议的那样，让一个制宪的普鲁士控制整个德国。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民主主义者也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想按照美国的榜样建立一个以共和政府为领导的联邦国家。至于让任何一个邦国，或为君主立宪君主制，或为共和政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糊涂思想吗?这种联邦主义就意味着把小国群永远保存下来。” 　　“他们的想法很狡猾”恩格斯插话说，“用永远保存小国群的办法来增加建立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困难。” 　　马克思在深思，过了一会儿，他沉思地说：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好起草一个传单，全德意志应该宣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它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允许德国普鲁士化和小国群永久化。必须摧毁容克地主统治的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警察国家!这个国家是镇压德国革命的唯一的、真正的内部敌人。我们必须阻挡它对全德国的统治。国家的分崩离析只有消灭诸侯割据才能结束。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意思起草传单。” 　　恩格斯对他的朋友的每一句话都是赞成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为解散哈布斯堡帝国而斗争，那儿除了有百万德意志人以外，还有无数其它各族人民在遭受压迫。” 　　这天夜里，他们两人没有想到睡觉。燕妮从隔壁房间一再进来催请他们停下来去休息，等到第二天再继续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他们还是不愿分手，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烟雾，最后马克思对他的夫人安慰地说： 　　“燕妮，你去睡吧，我们还要工作几个小时呢：”说完马克思又转向恩格斯，继续按他的思路谈下去。 　　“在革命中，必须为全体德国人争取民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斗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我们终究必须补做。我们要求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目前在德国，每一个人在他的住所都有不经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理由而被警察随意逮捕和投入监狱的可能，因而建立刑事陪审法庭和公开审讯也是必要的。除了德国的统一，另外的目标就是民主化。我们必须号召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共同为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农村中的封建奴役制必须予以肃清；军队应该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民主制度必将能为武装的人民所支持。” 　　马克思脸上泛红。他拿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同他的思想和即将发生的革命概念进行比较。法国革命的这些教训都十分清楚。 　　恩格斯的思想这时正停留在奥得河彼岸的波兰人民身上。十年来，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用刺刀和榴霰弹，用烧毁村舍和屠杀百姓，镇压了普鲁士占领区内的波兰民族追求解放的各种尝试，他们完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在本国用武力镇压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仅要为争取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而且也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对这些问题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补充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德国只有在让邻国获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使自己获得自由。” 　　这两位朋友一直坐在那里谈到翌日清晨。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这种志同道合，使他们俩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亲切地互相结合在一起。

　　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国事件在德国诸侯宫廷引起的忧悒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个广泛的人民运动发生了。资产阶级委派代表团向诸侯们递交请愿书，工人、学生和小市民走上大街，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举行游行示威。有些诸侯作了让步，资产阶级满足于他们轻易地争得的妥协，而且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 　　还一直在巴黎逗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了关于德国事变经过的准确情报。他们知道，在南部和西南部德意志各邦的首府，市民已经可以自由集会，并且成立了市民自卫团。在巴登、黑森和符腾堡，农民举行了起义，焚毁了地契和账簿；他们停止向可恶的诸侯们缴纳赋税，并且驱逐了诸侯委派的官吏。 　　在维也纳，革命的群众进行着激烈的街垒战。过了几天，柏林的工人和市民也揭竿而起，号召拿起武器。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手持刀剑、手枪、铁棒和大斧等武器，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联合起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集的军队展开了战斗。国王的军队在顽强的街垒战和巷战中被击退了，国王的伪善的布告《告我的亲爱的柏林人民书》被撕得粉碎，扔进了大街上的污水沟。 　　人民胜利了。国王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全柏林飘扬着红、黑、黄三色旗帜；人们把死者和伤员安放在担架上，他们的身旁放满了鲜花，一直被抬到王宫前面。 　　“国王应该看一看我们的牺牲者!’’人民高呼，“释放犯人!”情绪愈来愈激动。牺牲者无声无息地、僵硬地带着裂开的伤口躺在担架上。 　　“国王应该出来!”群众的呼声更加响亮、更加激烈。 　　国王偕王后出现在主宫的阳台上，不得不脱帽向死者致敬。他这样做，也正是人民对他的要求。 　　在三月二十二日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国王不得不向那漫长的、沉默地推着一百八十三具灵柩的送葬的行列敬礼。 　　“对!血的报复沉默了，但是，代替它的是从血泊中产生的一种警惕的精神，一种道义上戒备的精神。它使我们……防止各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德国人民成为本国和外国政治的工具。……警惕和努力，纪念你们流血牺牲的兄弟的亡灵，纪念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区区小事而牺牲的!”这是在弗里德里希丛林墓地安葬时讲的一番话。 　　人民是胜利了，但是，三月革命只能说是半个胜利。资产阶级不去压服国王退位，而开始重新与被击败的敌人签订契约。他们在工人革命势力的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 　　四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祖国，他们先到了美因茨，然后便在科伦住下。

　　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树园里，修饰整齐的奇异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茨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一种坚定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马车夫在座位上愉快地挥鞭策马，发出清脆的响声。两匹黑马，一片蹄声，哒哒地向前。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已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眺望着别墅前的花园，象沿途到处看到的一样，那里绿草如茵，百花盛开。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在睡眠的几个小时里才能稍稍舒展舒展。”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最先讨论的关于创办一家新报纸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股东找到了，但是关于报纸的性质还存在一些分歧意见，会议必须首先就此作出决定。马克思在会议上就《新莱茵报》的宗旨作了说明，它目前首先应该为德国的民主统一和进步的外交政策而进行斗争。 　　会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穿过繁华的街道步行回去。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大部分是外国的商品；英格兰的布匹，法兰西的丝绸。 　　“这就是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马克思指着成捆的布匹说，“我们的基础却另有所在。”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在下面狭小的胡同里光着脚、饿着肚子闲逛的小孩和那些疲惫不堪的、正在为市民洗涤衣服的妇女。

　　还在《新莱茵报》创刊号出版之前，法兰克福的立宪预备议会已经被解散了。下届的国民议会的选举也是这样进行的，以致它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它的错误在于采用由选民间接选举的方法选出大资产阶级为代表，除了六十个地主之外，有四百五十个律师、教员和教授被选进议会，但其中却没有一个工人。 　　“这是一个老妇人的议会!”恩格斯说。 　　“一个空谈的场所!”马克思批评道。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而与封建反动派联合一致。他对这种背叛表示无比的愤怒!

　　这几天在《新莱茵报》的编辑部里正忙着，没有一分钟休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许多次会议上详细讨论开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他们的报纸现在不得不对反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 　　马克思把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在室内不停地踱来踱去。这是他每当激动兴奋的时候常有的动作。 　　“国民议会的任务如果是为了巩固三月革命的成果，并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的活，”他说，“那就不应该让这些无个性的民主人士耽于空谈，让反革命有时间积聚力量去镇压革命运动。” 　　“马克思说得对!”恩格斯强调说，“这个老妇人议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非常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而对于德国政府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则助桀为虐。它竞乞求联邦议会按照适当的形式批准它的决议。它的第一批决议甚至不得不由这个可恶的立法机构来公布。它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心怀恐惧，避免讨论危险问题。它不去建立人民武装，它对政府的强制干涉毫无抵抗，置于议事日程之外。” 　　威廉·沃尔弗补充说：“它竟没有一次能够捍卫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事业。” 　　在编辑部的讨论会之后，马克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向巴黎工人的七月起义致敬。这篇文章招致整个反动派对《新莱茵报》的憎恨，并且吓跑了最后的股东。 　　在一八四八年危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也同工会内部有害的思想发生了争论，他曾多次驳斥由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主办的《国民报》上的文章。 　　波尔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流亡在巴黎的时候与恩格斯交往密切，现在是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由柏林工会联合会代表组成的一个团体。 　　在《工人中央委员会》的纲领中为工厂主、工程师和工人提出了要求，但工人却列于最后；另外，要求也远远落后于同盟提出的要求。波尔恩没有考虑政治目的，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利益加以区别，又把异己分子吸收到工人组织里去。马克思已经对“工人组织”这个词很气愤，好象他自己受到侮辱似的。他认识到，波尔恩的失策在于仅仅从事工资和罢工斗争，从事组织生产合作社。但是波尔恩忘记了，通过取得政治胜利建立这些要求的持久基础是非常必要的。他的《工人兄弟会》也没有提出远大的政治目的，并且想把政治活动仅仅限于个别的行动。 　　施勒菲尔是个年青的大学生，他被普鲁士的司法机构关押着。他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写道：“什么叫做组织工人呢?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以便通过这个政党尽可能去争取组织工人，但是劳动组织是消灭金钱势力，消灭资本的。”他写的完全正确。 　　马克思决心对最近出版的波尔恩文章的观点予以最猛烈的抨击。他白天黑夜地工作，只有很短时间离开编辑室到外边休息休息。他很少看望他的家属。八、九月份他在维也纳度过了两个星期，以便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团体取得联系。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多么美丽可爱的秋天!树上深棕色的叶子从非常鲜艳的、星星点点的金色光芒中发出明晃的光辉。西北风轻盈地荡漾着莱茵河的水上波纹，从四面八方来的售货女郎提着满篮鲜红的果子来到城里。到处散发着葡萄汁的甜香，绿色的葡萄树上一串一串的葡萄在绿色和黄色的枝叶丛中晃动着。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恩格斯在瑞土住了一些时候。马克思这时从事同盟和民主协会的工作。 　　十月十八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他成立了以陆军中将勃兰登堡伯爵为首的新政府。他的第一项措施是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并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勃兰登堡远离了闹事的柏林居民，并且有军队保护着。这样，政府相信会安全些。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并决定鼓动群众去反抗。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决定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著名的呼吁书。呼吁书的结尾是：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那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怎样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王权呢? 　　应当用饥饿来制服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的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14] 　　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他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连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二百二十六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15]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之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二十八天每天都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一八四九年二月八日是一个严寒的冬天，高耸的大教堂的尖塔周围飘着鹅毛般的大雪。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曾经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普鲁士政府已经对他们起诉。 　　尽管风雨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供述了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察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头注意听他的讲话。他们大概是同情民主主义者的商人，曾经读过这位《新莱茵报》主编的文章，现在他们在法庭上面对面地相见了，马克思的勇敢和热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国王实行了一场革命，他推翻了现存的法律制度，他不能诉诸被他自己司耻地踩躏了的法律!”[16]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17]“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跺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18] 　　马克思发现好象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用更加有力的证据去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训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19] 　　这位大洒商因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象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四月六日和八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命革指出道路了。”[20]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abeasCorpusAkte，[21]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22]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23]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住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象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们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24] 　　马克思坐下，法庭上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寂，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尔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供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全体法官退庭，被告在法庭庭丁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陪审法官们在室内发生过什么争论是永远不会公开的，但是法庭判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过了几天，马克思向他的同事说明了报纸的新方针。 　　“我们所代表的党，是人民的党。它在德国还刚刚建立。我们同盟中的少数盟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把盟员严格地组织起来的尝试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道路。” 　　他然后解释说，问题在于“打退波尔恩的影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在反革命之后，将有一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它将不会从小市民阶层的立场出发，这个阶层太无力，不能领导。我们必须唤醒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将会起重大的作用，它在法兰西是站在最前线的。现在必须在君权派和工人之间作出决择。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 　　几个星期之后，马克思退出了民主主义者协会，并使报纸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他给他们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用更多的篇幅刊登日常的政治问题，刊登讨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文章。”马克思这样要求他的编辑人员。 　　恩格斯在补充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应该在报纸的每一期上最广泛地报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政治情况，我们拿这些国家的事例来教育工人，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给他们介绍适用于他们自身组织的一些经验。”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了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他们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顾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马克思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明晰的思考，合乎道理的、大胆的写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新莱茵报》已被查封，只有等到旧社会发生变化时才有复刊的希望。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简单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了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费迪南的兄弟德朗克和威廉·沃尔弗和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特都走进来了。 　　“朋友们，你们不要难过地掉泪!”马克思感动地说道，“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一个天气清新的五月的日子，就象一年前的光景一样，燕子在莱茵河上飞翔，渔夫的网里兜满了鳞光闪闪的莱茵鲑鱼。 　　马克思、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站在莱茵河畔，远望着波澜壮阔的江流，一面聆听弗莱里格拉特朗诵他的告别诗的一节，这首诗登在《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的封面栏上。 　　“现在告别了，可不是永远地离别! 　　因为它的精神长存，兄弟们! 　　不久我要一鸣惊人， 　　不久我要卷土重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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