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知识会被接受只是因为其正确吗？或者换句话来说，某种知识被拒斥以致其传播链条“无疾而终”只是因为其不正确吗？这样的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但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不断向我们表明，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美国历史学者隆达·施宾格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物勘探》（以下简称《植物与帝国》）[1]一书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

图1《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国工人出版社，年11月）

在年出版的《无知学》（Agnotology）一书中，该书主编、科学史学者罗伯特·N.普罗克特（RobertN.Proctor）开篇即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知的年代，理解何以至此以及其原因所在极为重要。”[2]vii该著来自年和年普罗克特与施宾格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举办的两次有关无知学的研究工作坊。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知不同，普罗克特认为，无知有很多不同类型，我们也可以很多方式去思考无知，其中一种无知“像知识一样，具有政治地理学意味”[2]6。《植物与帝国》的研究兴趣就在于此。在《无知学》一书的第二部分“失落的知识，失落的世界”所收入的三个个案研究中，施宾格的这项研究也被列入其中。而在《植物与帝国》一书中，她对这一主题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与呈现。

该书研究的是18世纪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博物学采集活动，尤其以一种名叫金凤花（Caesalpinia/Poincianapulcherrima）①的植物为例描绘了彼时异域植物知识的采集、流传甚至消失，并对这些异域知识采集及其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做出追溯和反思，从而揭示了乍看起来似乎是纯智力活动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作者施宾格是一位女性主义科学史家，而她在书中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