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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篇幅较长，建议先马后看·

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法国是葡萄酒的发源地”，然而，历史学家却并不同意。

简而言之，有人以罗马的遗迹为佐证，相信留下的记载；

另外的史家因为高卢人的骄傲，上穷碧落下黄泉，证明是凯尔特人的后裔奠定了法国葡萄酒的基础；

甚至有人主张法国本土在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植葡萄。

居住在高卢的凯尔特人性情粗暴，极具侵略性。雅典人统治希腊的时候，他们掌控了阿尔卑斯山北部所有的欧洲地区，入侵意大利，攻占伦巴底（建立米兰），直抵罗马，并在小亚细亚短暂停留。亚历山大大帝崩逝以后，他们挥师进入马其顿王国，势力远至特尔斐，后定居于多瑙河河畔的贝尔格勒。

凯尔特人对葡萄酒的喜爱无须赘述。

自远古时期开始，他们便与地中海的葡萄酒出产国维持长期密切的来往，是希腊与伊特拉斯坎葡萄酒的重要客户。如果酿酒葡萄是法国的本土植物，高卢人自然知道如何酿酒。

然而，罗马遗留的证据否定了一切。

古典流派的学者认为，公元前年，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人建立马赛利亚（马赛）殖民地，栽种葡萄，并与当地人买卖交易。在当时，凯尔特人尚未抵达法国南部，当地居民是来自意大利及西班牙北部的利古里亚人与伊比利亚人。

马赛利亚的葡萄酒市场欣欣向荣，乃是应本地的需求，部分学者怀疑，当地根本就没有葡萄园；有人却认为是希腊人传授了酿酒知识；其他人则强调，其实所有的葡萄酒都是从希腊本岛或意大利与西西里南部的希腊殖民地进口的。

如果凯尔特高卢真有葡萄园，当地人应该不是在地中海沿岸，而是在内陆地区，如布尔日、沙特尔、梅斯、兰斯、亚眠、特鲁瓦及比布莱克特（人口数量一度最多）发展出部落文化的定居点，栽种本土葡萄（此处的气候不适合地中海葡萄的生长）；

另外，地位特殊、掌理宗教事务的德鲁伊反酒甚勤。由此可知，高卢并没有自己酿酒，否则统治阶级怎么愿意以高价买酒？

公元前年，马赛利亚并入罗马帝国不断扩张的领土，但仍被视为希腊城邦。

数年之后，罗马在法兰西奥得河河口附近、纳尔榜沿岸与西边建立第一个殖民地，首府纳尔榜。

与其他伟大的罗马殖民城市相同，纳城的一砖一瓦都是由退伍军人（未必是当地人，可能是借从军获得罗马或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亲手打造。不久后，迦太基灭亡，种植酿酒葡萄如野火燎原般在意大利蔓延。建城的军人家乡种满了葡萄，对葡萄园的运作知之甚详，纳尔榜附近的斜坡成为思乡的纪念地，就是今日科比耶尔（Corbieres)、米内瓦（minervois)与朗格多克丘（Coteauxdulanguedoc)等地，这是法国历史上最早的葡萄种植的证据。相关产业带动了该省的贸易能力，进而控制了从西班牙边界直到日内瓦的整个南部。

罗马帝国自战败的迦太基获得惊人的战利品，西班牙沿海地区成为帝国最早的两处海外行省。北部省份扩至大西洋，叫作塔拉戈纳西斯，即今日的塔拉戈纳省；南部为贝缇卡，即今日的安达卢西亚；在贝提河（今称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入海口，发现了年前腓尼基人创建的城市，即现在的加的斯。

对上述两个省份而言，酒不过是寻常之物。

迦太基人从腓尼基人处继承的酿酒技术激起了加图的妒意，他大声疾呼：”消灭迦太基！“（普林尼之语）科路美拉正是加的斯人。

自西班牙沿岸进口至罗马的葡萄酒已经不是当初的稀有品，庞贝与塔拉戈纳交易频繁，对西班牙产品的质量早有怨言。贝提卡的产品大量销往罗马（交通运输约需一周），质量平平，只有诗人马提雅尔（人虽穷困但品味卓越）推荐的塞雷酒（Ceretanum）例外。如果这款葡萄酒真的来自塞雷，马提雅尔便是第一位赞美雪莉酒的作家，因为塞雷即是现在的赫雷斯（JerezdelaFrontera，雪莉酒乡）。

腓尼基人并未在法兰西沿海停留，而是搭乘小船沿着河流向内陆挺进，从葡萄牙（罗马人称之为卢西塔尼亚）驶向塔古斯河及斗罗河（在这里发现了希腊钱币的遗迹）。在西班牙，他们沿着贝提河和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河流伊比利斯河（即今埃布罗河），远行至里奥哈的阿法罗。

不过，罗马军团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今天的上里奥哈地区开拓了殖民地。卡拉奥拉、森尼赛罗（意指火葬场）与洛格罗尼奥等城镇都是罗马退伍军人的殖民地。埃布罗河的富内斯一带，没有古代建筑的遗迹，却散布着遗弃多年的农舍，内部格局恍若酒坊，以服务军队为主。四座酒槽旁矗立着大水槽，可生产并储存升或只双耳酒罐的葡萄酒。

公元前1世纪中叶，高卢人在刀光剑影与厮杀声中走进文明时代，看尽当时最大的军事指挥家、政治家与历史学家恺撒的兴亡。

恺撒的高卢战争只有短短七年，不过早在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前，葡萄酒的买卖网络已从塔拉戈纳省北上直抵罗讷河谷地，恺撒在索恩河畔的夏隆发现已有两名罗马酒商开始经营，并注意到北方有些部落拒绝葡萄酒的诱惑。据传，葡萄酒是罗马人设计的陷阱，借以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奇怪的是，罗马军队本身的战斗力怎么丝毫未受影响呢？

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记录证明法兰西在地中海以北，亦即从东岸的阿尔卑斯山脉海岸到西部的赛文山脉之间曾经有过葡萄园。然而，数不清的葡萄酒源源不断的沿着罗讷河狭窄的河谷运往法兰西中部、北部和日耳曼地区；车队辛苦地将葡萄酒由西北方运往奥德河谷地。因为纳尔榜以北地区无法航行，得借道地势较低的图卢兹，或是越过赛文高地至塔恩河或盖伦河，才能抵达西部沿岸的比尔迪加拉——今天的波尔多。

波尔多港位于吉伦特河入海口，聚集着来自爱尔兰、不列颠（公元前1世纪，曾有一位不列颠葡萄酒商在此出现）、法兰西北部至荷兰沿岸，甚至是波罗的海的贸易商。高卢水手热情奔放，从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记述可知，奥古斯都时期的比尔迪加拉并不生产葡萄酒，只是单纯的贸易地点。

自此向北运送葡萄酒至重要的日耳曼市场，供应军团所需，可以沿两条水路——摩泽尔河或是莱茵河而下，避免陆路交通，降低运费，罗马人甚至计划在索恩河和摩泽尔河之间开凿运河。

到底谁是北方市场的意外顾客呢？除了爱尔兰国王的宫廷以举办盛宴闻名遐迩，还有以康瓦尔郡（因蕴藏丰富的锡矿而致富）为中心的不列颠频繁的海上贸易。最后是高卢人，因为所有的高卢人不分职业贵贱，对葡萄酒都有无尽的渴望。

受人尊重的法国历史学家狄翁翔实记述了葡萄酒产业如何从阳光灿烂的南部向北部、中部与西部挺进，然后在加雅克画上句号。假如此地可酿酒，为何还有络绎不绝的马车远从海岸而来？利用盖伦河就是为了节省运费提供波尔多所需。若是如此，加雅克以高地之名为人所悉之前，就是波尔多的供应商；后来，波尔多才着手兴建自己的葡萄园（波尔多的后裔对高地葡萄酒一直有莫名的忌妒，想尽办法掩盖过去）。

时至今日，加雅克仍拥有数种原生的酿酒葡萄，包括Fer-Servadou、Ondenc、LendeIElh与Duras（可能就是加图口中的“迪拉西纳”）。依据现在的标准，这些葡萄酒质量一般。如果加雅克的种植时间比位居阿奎丹的主流葡萄园还要晚，那如此偏远的地方怎么会有远古的当地葡萄呢？

波尔多最早葡萄园应该在斯特拉博造访后即告开始，也就是公元43年罗马皇帝喀劳狄进攻不列颠的同一时期。公元71年，普林尼不仅写下波尔多栽种葡萄的事实，而且还记录了少许他所知道的葡萄种类。毫无疑问，那时的波尔多已有许多野生葡萄，事实上，这里土壤贫瘠，只长得出牧草。之所以被选定为港口，是因为河水的冲刷堆积出砾石堤岸，堤岸外就是沼泽和冲积平原，具有防洪效果。波尔多位于盖伦河及波尔多涅河交汇点不远处，盖伦河在此的水面并不宽阔，不是农民理想的耕种区，却是商人安全又便利的天堂。

古代的聚落多位于适宜种植庄稼的地方，波尔多的砾石土壤寸草不生，只能选择工业发展，葡萄生长仅能依赖大量施肥。但是商业因素压倒一切，港口已形成完备的葡萄酒市场，来自北方的船只需从这里把酒运走即可。如果波尔多能自给自足，不需要承担从加雅克或从更远地方前来的运输费用及风险，生产与销售的利润即为当地人所有；一开始就注定了波尔多必须与英伦各岛保持往来的形势。

罗讷河河谷的情形则大不相同。附近的森林早有葡萄，根本无须从地中海转植。酿酒葡萄是多变的植物，在原生地的变异尤剧，或许因此才有了质量优异的阿罗布洛基卡葡萄（Allobrogica)。此葡萄酿制的产品集中在维也纳销售，自诗人维吉尔去世（按照普林尼的记载）后的90年间，对罗马的一等葡萄园造成莫大威胁。它那带着松脂或燃烧松香的刺鼻气味，更是锦上添花。

第一个与罗马帝国结盟的高卢部落是埃杜维，首都毕布拉克特位于离西部不远的墨冯山丘，就是今天的金丘(CotedOr)后面。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埃杜维人舍弃了山顶的首都，在帝国的帮助下建造新的城堡——奥古斯都堡，缩短了到达欧坦的距离，是高卢在帝国时期最主要的城市之一；但是那里地势过高、气温太低，并不适宜葡萄栽种。不过，奥古斯都的城市区域（类似于今日的郡）涵盖了金丘，位居南北动脉的中心，是又一个种植葡萄兼酿酒的绝佳地点。如果还有一条河那就更好了。事实上，金丘是古代唯一没有河水流经的葡萄园地。

公元年，君士坦丁大帝造访，当地的葡萄农在他们共同上陈的请愿书中第一次出现了“葡萄丘区”（PsgusArebrignus，包括现今勃艮第区的伯恩区Beaune和夜-圣乔治Nuits-Saint-Georges，也泛指勃艮第区产葡萄的区域。）的提法，意指种植葡萄的特定丘区。

罗马帝国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高卢地区长期遭到莱茵河以外的蛮族入侵。尽管人们对金丘的葡萄园羡慕不已，但实际情况并不佳，与波尔多不同，这里狭小的空间造成葡萄园只能拥挤在山顶和沼泽地之间，易受寒霜侵袭。狭长土地上的葡萄树年代久远（任何一位熟悉这里的人都知道），无力向上生长；葡萄树盘根错节，土壤已无法耕耘。这里主要的交通要道，甚至连军用通道已年久失修，正常一半的载重量就会压垮马车。但是，葡萄农上书的主要目的是抱怨税收过重。

一棵葡萄树最多能够存活多少年？需要多久才会变成请愿书中描绘的状况（当然夸张是免不了的）？此地葡萄种植采用压条法（Provignage)，就是将茎干置于地上，利用压条促使新根生长，而并不是罗马古书推荐的方式。每年的新芽与果实则靠临时的木桩支撑，这解释了老树根纠缠不清的原因。但是，有谁知道这些树根到底能存活多久呢？

假设蛮族入侵是造成问题的原因，那么金丘的第一座葡萄园应该是在公元3世纪中叶前建造的，之后葡萄园的发展稍具规模。里昂这座大城市在此时走向没落，是归咎于蛮夷入侵还是纯粹出于巧合，就不得而知了。

法国其他地方种植葡萄的确切日期，我们仍然一无所知。

不过地点的选择倒是具有共通性：每个葡萄园都与重要城镇的距离很近，附近都有一条河流，北部的葡萄园总是坐落在陡峭山丘上。罗马人知道，冷空气如水一样沿着陡坡往下形成池塘，如同冰窖一般，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不利。

其他人认为高卢-罗马的第一批葡萄园建在陡峭山丘上相对平坦的地区。属于石灰质土壤的桑塞尔是卢瓦尔河的地理坐标，如同罗讷河的艾米达吉。另一个例子是阿利埃河和索尔河交汇处的圣普桑，就在里昂通往卢瓦尔河和布尔日的罗马大道附近。往北部通往巴黎中途的欧塞尔可能也有葡萄种植，当然，巴黎本身就是一座葡萄园。罗马皇帝“叛教者"尤里安拒绝接受君士坦丁大帝信奉的基督教，试图恢复原来的多神信仰，他在吕特提亚（巴黎的前身，位于西堤岛）停留两年，享用蒙马特山丘出产的葡萄酒。

香槟省的首府兰斯山区则是另一个产地。罗马人为了建筑需要，将蕴藏在兰斯的白垩矿场尽数掏空。“山区”南面的斜坡俯瞰马恩河，适合葡萄栽种。

除了波尔多和罗讷河谷地，加雅克多数的葡萄园无视图密善皇帝的禁令，耕作依旧，不知道是获得了罗马当局的特许，还是因地方的需求而视法律如无物（比较可能的原因）。即使是最严格的条文也不免有漏洞，法律规定，罗马公民拥有的土地就是“罗马”的国土，使上述问题合法化。公元年，交兵不断的皇帝普罗布斯撤销了图密善的禁令。“子民们，“他说道，”广辟葡萄园以增加收入吧！“这个举措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卢瓦尔河谷地的葡萄园多建于公元4世纪，从波尔多引进比茱利卡葡萄，从罗讷河河谷引进阿罗布洛基卡葡萄，不论是西部还是东部的葡萄品种纷纷登场。今天，沿着河畔前行，可看到卡本内葡萄（Cabernet)与皮诺葡萄（Pinot)相互交织，来自勃艮第的佳美葡萄（Gamay)与波尔多的长相思葡萄（SauvignonBlanc，又名白苏维翁)比邻而居。

帝国晚期，北方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为了应付蛮族入侵，当局加强了本地的统治，科隆与特里尔先后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远在北方疆界戍守的官员一定也像家乡的亲友，渴望葡萄酒的到来，尽管价格如此高昂，质量又极端不稳定。按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述，乡村居民喝的是劣等啤酒，因为北部位置偏僻，除了野生葡萄以外，尚无所谓的人工葡萄园。有些人相信，雷司令葡萄（Riesling)就是日耳曼本土葡萄的选种之一。

日耳曼的葡萄园发展背景应与波尔多地区相同。繁荣的特里尔是皇室葡萄酒的贸易据点，如果周边陡峭的斜坡可以栽种葡萄，岂不更好？城市、河流和山坡，三大完美的条件已然具备，尤其是向阳的斜坡，不仅有温暖的日照，可以阻挡北方冷风的侵袭，而且能加速雨水的排放，让每颗葡萄都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公元2世纪初期，特里尔附近不适合葡萄生长的山坡上，举目尽是闪闪发光的葡萄园。据文献记载，4世纪后期，葡萄园的发展已臻完善，皇帝的老师奥索尼乌斯在诗作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看着摩泽尔河回忆起家乡波尔多，葡萄藤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盖伦河上。富庶农家的烟囱冒着袅袅轻烟，摇桨人对着葡萄园的农夫破口大骂，鱼儿悠闲畅游，河水宛如山丘的明镜。

奥索尼乌斯是亲眼见到如此平静、富饶景象的末代公民之一，他于公元年去世时，帝国已岌岌可危，崩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住在波尔多附近的诗人之孙失去了土地，成为入侵者的仆役。

不列颠的葡萄种植情形并不清楚。从逻辑上看，应该会辟建葡萄园，即使是多雾的港口也不例外。伦敦、格罗斯特郡与威尔特郡都曾发现为数不少的葡萄籽，提供了酿酒历史的基本条件，但是缺少有力的证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列颠是当时庞大的葡萄酒进口市场。

若要研究蛮族入侵带来的影响，不妨从与其正面冲突的特里尔城着手。罗马人提到蛮族带来最好的礼物便是一剑毙命。一点也不错，以掠夺为生的族群缺乏缜密的理智思考，总是采取最激烈的手段。然而，日耳曼人、法兰克人与阿拉曼人不仅仅是特里尔的宿敌兼老邻居，还是葡萄酒的忠实顾客。为了防止入侵，帝国曾颁布数条法令，其中最无效也是最无聊的便是禁止越过边界贩售酒与油，那不啻为发出邀请函请敌军叩门进攻。

蛮族终究击败了罗马帝国，取得特里尔的控制权，他们保留了房舍充当住屋。事实上，特里尔保存的相当完好，雄伟“黑门”（PortaNigra)毫发未伤，就连斑驳的浴池砖墙及君士坦丁宫殿亦完好无损。葡萄园也逃过一劫。

蛮族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鼓励当地人继续耕种，而非杀光他们。进入“黑暗时代”之后的情况不明，通过零星的资料可知，最起码在蛮族偏爱的地区，生活一如往常，只是不见罗马军人。

历史学家吉朋称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蛮族与宗教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圣徒时代。君士坦丁建立了基督教帝国，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都城。此时的罗马帝国只能苟延残喘。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哥特人陆续进入欧洲大陆，最终由法兰克人控制了法兰西北部，并以民族之名作为称号。帝国的统治领域只剩下教会。

实际上，教会是古罗马创造出来的，因此遵循罗马的官僚体系和制度，只是没有防御或死守的军队。早期的主教都是由国内的高层或博学人士担任，当罗马短暂的统治告终，幸存的僧侣与主教尽一切可能维持原来的衣着打扮。

神职人员贡献很多，尤其是有组织地维护农业发展（葡萄种植与酿造至关重要）。年后，来自东方的军团大举入侵，肆无忌惮地烧杀劫掠。

传说自心地善良的圣玛尔定开始，许多早期的主教便与葡萄关系密切，他本来隶属于匈牙利军团（据说，他曾与浑身发抖的乞丐共享过自己的外套），公元年晋升为都尔教主，在都兰地区发展葡萄酒业，借观察驴子——由此可知帝国没落到何种田地——的行为发明了剪枝法。

不久，教主式微，修道院的势力大增，统治了整个中世纪。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将在后面谈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所有努力，与后继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来源：休·约翰逊（HughJohnson）《葡萄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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