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

——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

李恭忠

[作者简介]李恭忠，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年在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年被评聘为教授，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青年长江学者”，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近代中国社会史论》《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合著)，译著有《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等。

摘要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年孙中山逝世之际，由于对其政治理念、行为的理解和评价存在分歧，进入人们记忆世界的“孙中山”形象也呈现出鲜明的歧异性。为此，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这种公共记忆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弥散开来；而且可以穿越时间的帷幕，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传承下去。经由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中山陵这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记忆内核，遂沉淀为一种具有持续生命力、能够不时被唤起的文化传统。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纽带。

关键词

中山陵记忆之场国族认同

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集体记忆”研究在欧美学术界呈现出热闹纷繁的景象；其中，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等人通过“记忆之场”来研究法兰西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的一系列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所谓“记忆之场”(LieuxdeMémoire)，字面意思是记忆所系之场所。诺拉发起组织了一项宽泛意义上的“记忆之场”系列研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主题案例(包括文本、口号、仪式、象征、纪念日、建筑，等等)，重新探究近现代法兰西国民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公共记忆和认同问题。这项研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催生了其他国家类似“记忆之场”的研究。

“国民国家”(nation-state，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国族”)的兴起，是近代东西方历史上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那么，与此相连的公共记忆与认同建构问题，在近代中国的情境下是以什么样的逻辑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何以可能？对此，先前的学者曾经从不同侧面做过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沈松侨的三篇长文，分别从黄帝神话、民族英雄系谱和旅行书写等角度，讨论晚清民国时期的国族想象和国族建构问题。此外，孙江、黄东兰以岳飞庙、岳飞叙述为案例开展的相关讨论，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