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字｜阅读预计：30分钟

－本期编辑：杜文睿李知非－

摘要

对“印太”的诠释多将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之间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作为“印太”概念的经济基础。但通过对这一观点的检视，我们发现无法断言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或两洋经济联系已经改变了地缘经济格局。在“印太”概念的成型和推广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这被“印太”概念的主推者认为对现有地区力量均势构成了挑战。有效应对这一进程，是美澳日印四方利益诉求的重合之处。但是，由于存在经济利益和投入权重的差异，四国在“印太”框架下的经济议程各不相同，美国与澳日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同时，目前“印太”在经济合作的实践层面较为空泛，而且对于亚太现有的区域机制来说，“印太”本身缺乏建设新机制的能力，因此这一概念是否能满足澳日印经济议程的需求尚待观察。经济逻辑的薄弱、经济议程上的差异和经济内容的空泛导致“印太”概念很难成为安全与经济的双轮驱动，在应对和评估“印太”概念的提出所造成的影响时，这些因素值得考量。

目前，在涉及“印太”概念的阐述和学术探讨中，地缘经济因素被认为对这个概念的成型十分重要，罗里·梅德卡夫(RoryMedcalf)年10月在《美国利益》（TheAmericanInterest）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认为，“21世纪的印太”的根基是经济；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认为，“经济上的转型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转变的前置条件”。对经济因素的讨论多体现出两个观点。 ，由于印度洋经济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印度经济的迅速增长，已经使原来的“亚太”概念过于狭隘，“只局限于东亚和西太平洋”，无法描述现有的经济地理事实，只有“印太”能解决这个困境；第二，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印太”概念的出现不可避免，“印太”体现的是“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战略体系”。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认为，亚洲与中东和非洲通过“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联系”关联在一起，导致“印太”战略弧成型，“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在经济上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已被看作一个用“印太”概念来描述的地理现实，“经济上的联系……将两洋沿岸的国家和更广泛的地区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成为对“印太”概念辩护主要的理由之一，“印太”实际上体现出了区域建构的全新重点，即管理由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日益加强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所导致的区域化进程。由此可见，在“亚太”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印太”概念成立的经济逻辑基础并不是在地理范围上对“亚太”的单纯扩充，也不是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是认为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同属于一个区域系统之中，这意味着地缘经济格局已经发生质变，使得原来彼此独立的两个经济区块融为了一体。然而，现实是否能支持这一逻辑，尚需要深入探讨和审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目前与澳日印三国的学界与政界对“印太”概念经济内容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安倍所提出的“更广阔的亚洲”(BroaderAsia)概念中囊括了让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印太地区的经贸网络；澳大利亚的《外交白皮书》中多次提出印太地区要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印度的“印太”概念与其“东向行动”紧密相关，因此“不仅有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有相当重要的地缘经济内容”。与此相对，“只有很少的美国学者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印太概念”，这似乎体现出目前美澳日印四方对“印太”概念在经济角度上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不同。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印太”的地缘经济逻辑进行详细梳理，分析“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是否已经足以从经济层面支撑超“印太”概念，以及美澳日印四方在经济层面上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印太”框架的构建。

为了研究和比较，我们还需要对“亚太”、印度洋经济体和“印太”涵盖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由于“印太”概念的主要推广者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侧重点不同，对“印太”的具体地理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异，总体上说，从年到年，“印太”概念的主推者对“印太”范围的定义在不断扩大。年，安倍在印度议会演讲中提到的“印太”是“更广阔的亚洲”。年版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中的“印太”是围绕印度一东南亚一东北亚海上运输线的周边战略弧。美国对印太的地理定义是最广泛的，从其多次官方发言来看，美国的“印太”概念在地理范围上囊括了拉丁美洲西海岸到印度洋西海岸的广袤区域，将印度洋与太平洋都涵盖在内，也涵盖了原来的整个亚太地区。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广义“印太”地区来进行笼统分析的话，展现出来的“印太”域内贸易和域内投资很可能只是由于其内部包含亚太地区的结果，而无法体现出两洋之间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印太战略”经济逻辑的核心是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与两洋经济的整合，为了完成对这一逻辑的研究，我们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经济体来代表“亚太”地区，以环印联盟(IndianOceanRimAssociation，IORA)的21国来代表印度洋经济体；以环印联盟、主要东盟国家、日韩和美国作为“印太”国家，这个核心领域包括了美澳日印四方，也囊括了经济最为发达活跃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地区。而之所以并未将本来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印太”的中国纳入“印太”国家统计范围内，是因为我们需要观察，将身为“印太”战略针对对象的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剔除之后，仅凭借美澳日印四方及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在经跻上撑起“印太”这个概念。

通过分析印度洋一太平洋的地区经济格局是否已发生质变，可以审视“印太”地缘经济逻辑的坚实程度。在世界经济重大变迁过程中，新的制造业中心崛起、贸易与投资的流向变动和航运通道的变化基本同步发生。因此，判断一个地区的经济格局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生产中心发生转移、域内贸易关联变化、国际投资流向变化和海运通道的地位变化这四个层面的支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发生变化不足以说明印度洋一太平洋经济联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我们也将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世界生产中心依然在亚太地区

首先，我们需要观察经济增长与生产中心是否在向印度洋方向转移。为此，我们比较了亚太地区与印度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经济体为统计基础，年亚太地区GDP占全球GDP总值的60.02%，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49.65%和49.gg%，投资(FDI)的流入流出总量分别占全球比例的53.04%和60.28%，体现制造与生产能力的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总比例高达72.g%和75.4%，GDP增长率2.8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依然是全球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环印联盟为统计基础，印度洋地区经济体经济总量仅占全球GDP总量的9.35%，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8.2%和3.12%，全世界FDI总量仅有11%流入印度洋地区，工业制成品占进出口的总比例为65.7%和53.2%，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高达37.7%。若根据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程度来衡量，年印度洋沿岸 的经济体印度在全球贸易中创造的总附加值中仅占1%，而中国则占9%。

诚然，印度洋地区经济体近年来增速极快，午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74%，年的GDP平均增速为3.89%，但是由于经济体量不足世界整体的10%，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容易受内外政治局势动荡冲击，因此难以取代亚太地区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二）“印太”贸易关联并不紧密

无论是“印太”地区的域内贸易还是印度洋的域内贸易，与亚太地区的域内贸易相比都显得乏力。APEC经济体的贸易总量中，65%-70%来自成员内部的贸易（见表1），域内贸易占其GDP总量的27%;相比之下，印太地区国家域内贸易占比为40%-43%左右。如果对其进行分解的话，可以发现，环印联盟国家的域内贸易总量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22.75%，东盟国家占23.46%，常年在25%左右徘徊，对印太地区域内贸易总量作出重大贡献的实际上是传统的亚太地区经济中心国家——美澳日韩的内部贸易(见图1)。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印度洋地区还是东盟地区，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整合程度并不高，更多是依赖外部市场。

印度洋地区与亚太地区之间对彼此经济依赖的程度并不对等（见表2）。印度洋地区国家在亚太地区国家中的出口总额中占比不到15%，这说明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并不是亚太地区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亚太地区从印度洋地区的进口占比虽逐年攀升，但以贸易结构来看，-年，能源产品在IORA国家对APEC经济体货物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18.6%、19.8%、14.8%、13.3%、20.g%，能源出口始终占据特殊位置，这说明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并不是亚太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另一方面，APEC经济体占IORA国家出口总额的55%以上，而且比重逐年攀升；同时，APEC经济体也是IORA国家的主要进口来源，这说明IORA国家高度依赖与亚太地区的贸易。

（三）投资流向体现发展落差

（四）印度洋海洋通道地位的上升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发展。

在几乎所有的“印太”相关文献中，都会强调印度洋经济的重要性和安全重要性的上升。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从贸易与投资依存度来看，印度洋地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依赖远高于亚太地区对印度洋地区的经济依赖；而印度洋安全重要性的上升依赖于其海上交通线与能源通道重要性的上升，实质上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主要包括：亚太地区的制造中心、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大幅上升；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与矿产）与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分布。

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亚太地区对能源与市场的需求迅速扩大，而要素分布的不均衡，又使亚太地区不得不跨越两洋，从全球配置资源及寻求市场，这才使得印度洋“正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最繁忙和 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许多强调印度洋重要性的文献均会提到印度洋目前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世界上2/3的石油运输与1/3的货物运输要通过这里。

但是，通过印度洋运输的大部分能源与货物的出发地与目的地都是亚洲。以年2月的数据为例，欧佩克国家(OPEC)通过印度洋航线出口原油中高达48%的部分出口到丁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这才使得印度洋海上通道的保障和航行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问题。

换言之，印度洋作为贸易与能源通道的重要性提升，与亚太的经济繁荣和地位上升实际上是一个相同的过程。拉动印度洋经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其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战略权重依赖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与贸易自由”，不如说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航路繁荣和战略权重依赖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印太”中的“印”依然是相对独立的地缘经济区块，印度洋只是亚太地区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衍生与边缘。“印太”只是将东亚的生产中心与西印度洋的关键能源通过“海上亚洲”的运输节点联系在一起而已。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即便可以认为“印太”概念的形成有着坚实的安全和防务基础，但其经济逻辑成立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印度洋沿岸经济体对亚太市场和投资的需求之上，是不成气候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发展依赖于亚太地区，但是亚太地区的发展却更依赖于内部经济整合。而如果没有“亚太”那样坚实的经济基础，“印太”概念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地理现实。

既然“印太”概念主推者提出的经济逻辑的诠释没有充分的说服力，那么，这个概念被推出的背后真实经济动因是什么？

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事实是，在印太地区的某些部分、包括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超越印度和日本，逐渐比肩乃至超过了美国。自年以来，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中的比重稳步上升，而美国和日本则整体上呈现下滑的趋势，印度虽然呈上升态势，但是总量较小，澳大利亚的比重则长期较低（见图2）。在投资方面，虽然美国依然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外部资本供给者，但中国的投资总量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高速增长(见表4)。中国在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投资者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与投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在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广开来，这将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中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印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领者、基础设施的主要供给者、区域合作与经贸关系的塑造者，成为主导性经济力量，这才是印太经济格局中可能发生的最重大变化。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中心转移过程往往也是经济霸权的转移过程与国际等级体系中心的新核心区形成的过程。这意味着“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同时，新的区域与世界经济中心的崛起导致区域均势的变化，意味着维持原有世界体系的成本大大增加。面对新崛起的区域乃至经济中心，原来的核心国家必须予以应对。纵观“印太”概念主推者们的官方态度，让“印太”从构想走向美澳日印四方合作的“强有力的安全和防务基础”，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崛起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和对华认知的变化上，即中国正在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均势，而中国的经济实力既是其力量上升的基础，又是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SecurityStrategy）在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理念的同时也声称，“中国企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地位，扩展其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重构区域秩序……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 略增强了其地缘政治抱负……中国将其野心矫饰为互惠互利，但它的主导是以其他印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为代价的。”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将中国称为“印太地区的分裂性力量”。年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将美国认作印太地区的稳定者，而指称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导致美国在印太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由于澳大利亚认为印太地区的平衡与稳定事关其战略利益，因此澳大利亚也发出了所谓“鼓励中国促进地区稳定……尊重小国和它们和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声音。最早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印太”概念的日本，除了和中国有直接和间接的海洋利益博弈之外，也是印度洋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者。印度与中国有长期领土争议，也一定意义上存在印度洋海洋空间的竞争，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在本国市场和南亚地区的扩展非常敏感。可见，“印太”背后的真实经济动因，并不是印度洋与太平洋已经可以被视作同一系统，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地缘经济格局。这是让“印太”成为“对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想象的作品”的主要原因。

对“印太”概念的经济层面的构建，是主要的参与者们一一即美、澳、日、印四方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这个地缘经济格局改变的过程。尽管美澳日印四方在防止中国成为印太地区主导性经济力量和单一基础设施供给者方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在其他方面则各有想法。

（一）美国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出台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很少的美国学者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印太概念”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若有经济上的最终目标，那也是为了加强印度与东盟等国的经济联合，以抵制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影响。观察美国目前在“印太”框架中的经济举措，主要内容包括： ，充满针对性地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第二，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RIA)授权美国政府与印太地区国家进行贸易谈判，促进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第三，通过与日澳合作“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允诺对“印太”地医给予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图建立替代中国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方案。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与 打击中国与亚洲经济体的外部经济，以市场准入谈判等进行勒索，或者通过直接的双边谈判和发话施压，要求亚洲经济体改变其经济与贸易模式。第二，阻止“中国模式”通过“一带一路”推广。特朗普声称，美国会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推广到全球。第三，鉴于亚太地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在这一新的体系中将亚洲边缘化，对冲或覆盖亚洲现有的一体化机制，干扰目前这一区域新合作机制的构建，以“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