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生活在“地球村”?为什么这个“地球村”有着明显的等级体系?为什么大多数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工厂、公司、机构,然后用所得薪金去购买别人的劳动成果?为什么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资本圈中?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几百年前的世界是这样的吗?是什么让现在的我们和几百年前的人类如此不同?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沃勒斯坦说,这是“现代世界体系”造成的;霍布斯鲍姆解释到,这是“资本的年代”;彭慕兰认为,那是因为欧洲人碰巧发现了美洲。他们说得都对,如果没有全球史的角度,我们对现代世界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也只能止步于此。只是,切入点在哪里?撬动世界的轴在哪里?影响世界的涟漪究竟是由哪块掉落水中的石头造成的

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Beckert)年获得“班克罗夫特”及“菲利普·塔夫特”大奖的全球史新作《棉花帝国全球史》(EmpireofCotton:AGlobalHistory)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棉花。这个答案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棉花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众所周知,但从头梳理棉花和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之间的关系还是第一次。

造物主赐予人类穿衣保暖的天然资源中,棉花胜过了所有的物种。蚕丝太娇贵,羊毛太厚重,亚麻纤维短、难染色。棉花温暖、轻柔、纤维绵长、柔韧性好、易于染色、性价比高,适合全世界不同纬度地区的各种不同人群的着装要求。在现代世界里,它与我们日日肌肤相亲。难以想象,正是这个温柔的枕畔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棉花帝国”。“帝国”(empire)一词既有文治的显赫,更暗含武功的伟略,甚至侵略、殖民和霸权。贝克特借此描绘了棉花令人惊悚的两面神形象:一面柔情似水,另一面张牙舞爪、面目狰狞。

“帝国”的面相虽然难看,但在贝氏看来,它建立了我们熟悉的现代世界。有关棉花的史学研究汗牛充栋,把棉花放在全球史中来叙述,也并非贝克特一家之言。但贝氏有其独到之处。他选择了棉花这个绝好的切入点,以全球的视野,把现代世界的起源和发展围绕一种商品精炼地叙述出来。虽说用棉花这单一因素来解释现代世界的形成未免过于简化,但毋庸置疑,它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扮演了更加核心的角色。比如,生产糖的核心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茶、香料等商品的生产也没有频繁的技术革新。羊毛、亚麻原材料有限,消费市场也有限。而钢铁等重工业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棉花的加工销售才兴起的,资金投入多,不灵活。相比之下,棉纺织业所需资金相对较少,技术革新较为容易,一个熟练技术工人就可能改良生产设备,机器购置也相对简便,而几乎无穷无尽的市场需求更是推动棉纺织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因为贝克特洞悉棉花的诸多优势,才从纷乱的现代世界起源中理出头绪,给读者描绘了棉花搭建的刚性帝国。

《棉花帝国》一书共有14章,大致上梳理了以下几个部分:第1章追溯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世界棉纺织生产状况,特别是亚洲地区;第2至5章讨论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和奴隶制的棉花经济;第6至8章讲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起飞阶段;在第9至11章中,作者话锋一转,探讨美国内战后世界棉花原料产地的变更;第12章深度挖掘了扩展到全世界的棉花帝国主义;在最后的第13、14两章里,作者将目光放回亚洲,棉纺织业在亚洲重新崛起代表了棉花帝国改变世界的尾声。全书追溯了棉纺织业几个世纪的轮回,如何从以亚洲为主的手工业转向以英国和欧洲为主的大机器制造业,最后又回到亚洲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全球贸易网络的重组:原棉产地、棉纺织生产国、运输网络和消费市场全部经历了重新洗牌。之后,一个等级制的、沾满压迫和鲜血的现代世界逐渐浮出水面。

贝氏此著最成功之处,在于“全球”二字。作为哈佛大学“韦瑟赫德全球史倡议”(TheWeatherheadInitiativeonGlobalHistory)中心的现任主任,贝氏拥有一个最前沿的全球史研究平台。这个平台不仅善于跨越国界来思考文化、经济、生态、人口的交叉联系,还提出了要研究更深层次的“全球性的网络”,即包括一切虚拟和非虚拟的物质、文化、信息流通的渠道。这本著作正体现了中心对“全球网络”的追求。

在贝氏笔下,前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中心的世界。全球棉花带分布在南纬32—35度以及北纬37度的世界三大地区:亚洲、中美洲、东非。这些地区的无霜期为每年天左右,温度不低于华氏50度,降雨量在20—25英寸之间。这三大地区各自独立地发展了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并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商贸流通。印度次大陆上的人们最早发明从棉花纤维中织出棉线。他们一直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技术,历来为阿拉伯人、欧洲人所艳羡。与印度几乎同时,住在今天秘鲁海岸边的土著也独立发展了棉纺技术。过了若干千年,东非土著也自行掌握了这一技术。欧洲和棉花并无缘分,因为棉花很难在寒冷的欧洲大陆上生长,奥斯曼和阿拉伯中间商又控制着印度和欧洲的棉花交易,加上欧洲人又没有高超的棉纺织技术,在整个前现代的棉花王国里,欧洲人被摈弃在这三大中心之外。

贝氏指出,这三大中心并不能轻易地被改造、连成一体。地理上的遥远距离阻隔了它们自然地连接成一体。庞大坚实的奥斯曼、阿拉伯中间商和印度本土的商人群体也不那么容易被取代。最核心的一点是:虽然棉纺织技术从南亚次大陆、东非、中美洲向外不断扩张、传播,且棉花贸易逐渐增长,但种植原棉仍然是各地农民自给自足经济的一部分,完全不能替代粮食作物生产。农民种植棉花,目的是使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既保证自己的口粮,也能赚点额外的收入养家糊口。至于遥远的消费市场,他们并不关心,更不会为了遥远的市场轻易地放弃粮食作物,改种棉花。

围绕着如何改造、连接三大棉花中心,贝氏提供了极为丰富、细腻的描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方面:路、技术、原料。

路。棉花露出狰狞面目的第一步,始于海上航路。要发展,先铺路。欧洲要引领全球,要在世界棉花贸易中独领风骚,没有海上航路的铺设,一切无从谈起。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欧洲人找到了日后世界原棉最重要的产地和纺织品消费地。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绕过好望角,避开奥斯曼人控制的世界,开拓了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奥斯曼对欧洲人的贸易阻碍从此失效。欧洲人进而获得了控制棉花产地的入场券。

贝克特在谈到欧洲发展航路时,专门用了“战争资本主义”(warcapitalism)这一说法来指称欧洲枪炮开道的血腥铺路过程。他的目的在于强调:全球资本主义兴起并非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早在欧洲人为他们的全球之旅铺路时,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枪炮威逼下的“战争资本主义”。在西方,他们从非洲经利物浦贩卖黑奴至美洲各地,建殖民地、种植原棉,利物浦曾一度成为世界黑奴贸易的中心。在东方,几百年来阻碍他们进入印度、中国的奥斯曼人、阿拉伯人彻底败下阵来。驼着棉花和各种物资的长长的奥斯曼、阿拉伯商队消失了,武装到位的欧洲商船取而代之,横行于亚欧之间。

技术。技术是近些年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最忌讳提及的方面。在他们看来,欧洲的技术进步不足以把人类带入现代世界。但贝氏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花费了大量篇幅谈到欧洲人决心在已经开辟的全球海路基础上把纺织生产移到国内,把消费市场向全球延伸。在纺织技术风起云涌的创新大潮中,英国成了整个欧洲“战争资本主义”的最大赢家。

年,一个叫塞谬尔·葛莱格(SamuelGreg)的英国商人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琳河畔建造了一个小型棉纺厂。工厂配备了最新发明的水力纺织机,雇用了一批当地的孤儿做工人,原料用的是加勒比的棉花。贝氏“全球史”的视野在援引的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仔细考察了这个看似本地的实验,发现它其实和“战争资本主义”打下的全球网络密不可分。葛莱格所用的棉花原料是由他的亲戚———妻子在利物浦的家族从牙买加和巴西等地买来的;为了从亚洲人手上把生意抢过来,他千方百计改进生产技术,愿意尝试最新的机器;而产品的消费市场也颇为“全球”:一部分迎合欧洲大陆的消费者;另一部分通过妻子的家族去往非洲西海岸,满足那里的奴隶贸易;或者到达多米尼加岛,衣被他自己的家族在那里畜养的黑奴。

葛莱格的星星之火,随着后来人永无止境的技术革新,从蒸汽再到电力纺织机,迅速扩大为燎原之势。大机器生产急剧降低了纺织品的价格。贝氏详细地阐述了英国技术革新的过程,在他看来,如此大规模的技术革新,绝不是印度、中国等原技术领先之地通过缓慢技术改进可以企及的。年,一匹成品细布要卖到先令,50年以后,价格降到了28先令。年,一磅重40支的纱在英国只要1先令2.5便士,同等质量的纱在印度却要3先令7便士。印度失去了产品价廉物美的优势,从一个生产国转变为原料输出国和消费国。在贝氏看来,正是英国的技术革新能力,使它成为棉花帝国的核心。一旦血管畅通,世界的血液都集中到了英国这颗有力的心脏,再泵出去。贝克特笔下的棉花帝国好比一头怪兽,一个不断生长壮大的一元有机体,开始侵吞改造周围原有的一切。

原料。贝氏描绘的一元帝国里,整合原棉产地是一个最为基础、艰辛、令无数欧洲商人焦虑的过程。他花了整整三章的篇幅讨论世界原棉产地的重要性,更不论其他散落在各个章节中的描述。19世纪之后,为了满足机器们越来越庞大的胃口,欧洲商人到处寻找可靠、稳定的棉花产地。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原本是最理想的原棉经济带,但加勒比海地区革命动乱不止,所有的希望集中到了新生的美国南部。这里土地肥沃,奴隶劳工价格低廉,棉花品种好、产量高。为了满足采摘棉花的人力需求,黑奴贸易翻了几倍。贝克特使用了大量数据说明,美国内战前夕,美国南部已经被认为是棉花帝国的命脉。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内战一来,原棉供应急剧下跌。在贝克特看来,这一重要转折加剧了欧洲对亚洲和非洲两大原中心的压迫和改造。为了保证原棉供应,英国咬咬牙,在印度铺公路、修铁路,加强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到原先无法控制的印度乡村,将印度次大陆的原棉生产彻底纳入怀中;俄罗斯干脆把中亚地区变成了棉花城,让原棉源源不断地进入俄罗斯的工厂。虽然贝克特并未多谈东非的情况,但学者萨迪斯·桑瑟里(ThaddeusSunseri)的研究也印证了贝克特的看法,德国人在这场竞争中也不甘示弱,他们控制了东非的殖民地,把非洲土著从东非的大片森林中驱逐出去,既按照德国人的科学观保护了森林资源,又获得了大量劳动力,迫使非洲人进入德国人的棉花地里工作,还能有效地防止当地土著借藏匿于森林发动叛乱。

至此,拥有了航路、技术和原棉的欧洲,终于开启了现代世界。

贝氏虽未反对现代世界的到来,但对塑造现代世界的过程和手段颇为不齿。他花费大量笔墨揭露了从“战争资本主义”阶段到整合、改造三大棉花中心的过程中,每一步暴力、血腥的强迫手段。他并没有专辟一章节讲述压迫,相反,他的叙述浸透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贝氏不是在叙述棉花帝国,而是在叙述帝国之殇。黑奴贸易的血腥、暴力,奴隶们跨越大西洋的生死挣扎早已为世人所知。而更多的伤痛,因为贝氏的笔墨,被聚集到棉花帝国周围,足以刺痛读者的眼睛。

印度次大陆,这个原本富庶的地区,在贝氏看来,是遭受棉花帝国重创的地方。当“战争资本主义”去掉了奥斯曼、阿拉伯中间商,印度本土的大量棉花中间商仍在。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些眼中钉,得去之而后快。印度的棉纺织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棉纺织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其织工掌握着最好的技术,可以把成品自由卖给价高的收购者。这样一来,欧洲人无法降低棉制品的价格,贸易中的利润减少。欧洲人通过殖民政府和公司的强力,甚至肉体刑罚,用强加合同的方式,去掉印度中间商,把印度织工变成挣工资者,使他们失去自由定价的能力,以此大幅度提升利润空间。17世纪末,一个印度织工可以拿到一匹布价格的三分之一,年后,他们只能拿到6%。而与此同时,欧洲人从印度出口的棉织物大约增长了3倍之多。

不仅如此,贝克特在叙述欧洲重塑世界原棉产地时指出,控制原棉产地之争,意味着原先的几大区域已经不能再保有自己独立、成熟、运作了成百上千年的经济圈。印度的例子最为明显。它从一个既能种植原棉,又有高超纺织技术和销售市场的经济区域退化成了单一的种植区域。经济结构的退化陷印度经济于危机。不仅仅在印度,非洲、美洲等各地依靠棉花种植生存的人们从此都受世界棉花价格波动的摆布。价格高,还能勉强保持温饱,价格低,则赤身裸体,无糊口之资,随时可能饿毙。年末,印度有万至0万人死于饥荒。时人叹息:如果贝拉尔地区始终保持原有的自给自足经济,就根本不会有饥荒。到年代,饥荒带来的死亡数据还在上升,包括贝拉尔地区和巴西东北部地区,死亡人数达到了多万。

贝克特笔下的棉花帝国之殇不仅属于亚洲、美洲、非洲,同样属于该帝国核心区域的欧洲,甚至英国。他再次深刻地触及了“工业资本主义”腾飞的必要条件:大机器生产对数以百万计的棉纺织工人长达数百年的剥削。年,爱伦·胡通———单身母亲玛丽·胡通唯一的孩子刚满10岁,但她已经在棉纺织厂工作了两年,是个熟练手了。她母亲急需她去工厂工作挣工资。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工厂,晚上8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一旦没有跟上快速运转的机器,接上纱线的断头,她就要被鞭打。爱伦平均一周被工厂监管鞭打两次,直到她的头伤痕累累,甚至被罚在脖子上挂上铁制重物,一遍一遍地爬楼梯。

一百年后,夏衍偷偷溜进上海的纱厂,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写出了著名的纪实通讯《包身工》。上海的这些包身工相当于契约奴隶,除了没日没夜地工作以外,还受到包工头、拿摩温等人的轮番剥削,甚至强暴。直到今天,机器对世界棉纺织工人的奴役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只是,很少有人再关心他们的惨境,甚至有人感谢资本的剥削,还宣称:如果没有机器和工厂,这些穷困的人会更加悲惨。

贝克特以棉花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叙述得颇为成功,并且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起源的血腥和暴力,这和他长期从事资本、资产阶级、劳工、奴隶制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他不愧是个成功的经济史、资本史的全球史史学家。一方面,他笔下的棉花搭建的全球化帝国培养了全球化的思维,使人脑洞大开。商人们站在伦敦期货交易市场,脑子里却在盘算着巴达维亚、开普敦、澳大利亚、仰光、中国、日本,乃至锡兰的贸易。人类终于开启了全新的时代。另一方面,棉花帝国又沾满了血腥和胁迫。黑奴贸易、小农阶层无产化、棉花原产地之争、殖民地之殇,历历在目。甘地醉心于使用家用纺织机,不仅是为了凝聚民族力量,反抗英国殖民者,更是为了抵制张牙舞爪扩张的棉花帝国带来的经济方式。

然而,棉花帝国带给现代世界的绝不仅仅是资本网络的扩张、经济方式的改变,还有思想理念的转换。贝克特相当成功地叙述了棉纺织业从三大中心集中到英国,向俄罗斯、日本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蔓延,并最终向亚洲回归的“工业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但始终没能很好地解释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一些理念的传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兴起。

“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等级秩序的重要基础,贝氏不仅认可这一点,还多次指出了“民族国家”与“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的合谋。在贝氏看来,棉花帝国还从本质上塑造了近代新兴民族国家。一些强盛的近代民族国家,如欧洲各国和日本,其棉花商人依靠着民族政权的武力合作,不仅奴役殖民地和棉花经济带上的居民,还迫使本国居民从有产者成为无产者,才为棉花帝国贡献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近代埃及最有活力的时期就是19世纪中期它的棉花产量连翻5倍之时。

既然如此,那么,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是如何与棉花帝国的扩张联系起来的?19世纪末,当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郑观应把“商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放置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来提倡。是什么让“民族国家”的理念同棉花帝国一起捆绑销售?是某种经济学理论吗?还是棉花帝国原本就扎根在“民族国家”的子宫内?中国的例子完全不是巧合。脱胎于殖民地的新兴民族国家政权也没有改变其与棉花帝国协同合作的本质。坦桑尼亚独立后,民族政权在殖民地的基础上,把人口从原始森林中逼迫出来,试图进入棉纺织生产。印度民族主义者虽然都承认,19世纪殖民主义最可怕的影响就是重组了印度的棉花产业,但他们并没有放弃重组过的经济结构,相反,还继续沿着殖民者的设想推动棉花产业,把乡村的手工艺人变成棉纺织业生产者和消费者。

20世纪中期的中国也在帝国主义政权撤离后,把棉纺织业的指标作为国力强盛的标杆之一。直至今天,中国梦仍然建立在庞大的棉纺织业基础上。而人力、综合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各国也盼望着传递棉花帝国的接力棒,发展自己的棉纺织业,以期“强国富民”。为什么在一个向全球迅速扩张的时代,“全球”没有兴起,反而“民族国家”甚嚣尘上?贝氏只谈到现象,而没有阐述这个悖论的源头。如果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角度去思考,快速扩张的棉花帝国没有给全球提供均质的“想象”,相反,它提供了直观的差异对比。欧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到足够引起分裂,而亚非拉等地与欧洲之间物质文化的不同,随着棉花帝国的扩张,变成了鸿沟。这种差异在人们往返的叙述中逐渐固化,引起差异的想象。现代世界的建立既不能缺少了英国人对自己的自豪,也不能缺少了印度人对自身困境的想象。

再者,如果从资本的角度去思考,棉花帝国所创造的巨额资本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积累、管理和分配的有效平台?这个平台是不是就是“民族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贝克特不仅要描写各个民族国家政权对资本的支持,更应当阐述其和资本之间共赢、共生的局面。可憾的是,贝氏只略微谈到了英国政府早期和资本之间的共生状态,对其他例子几乎未置一词。“民族国家”对其他政权产生的吸引力因此不得而知。

另外,贝克特虽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