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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

外交学院英语系教授

关键词：英国文学；民族认同；英格兰性；不列颠性；世界性

内容提要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神话原型、象征体系和文化风俗的复制和诠释。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样态、创作范式叙述和建构着不同时期的民族认同,英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叙述、复制和彰显了民族认同的时代特征。早期的英国文学叙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文学准确地表征了民族认同中不断演变的英格兰性;18世纪以降的英格兰文学、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多样性准确建构出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20世纪少数族裔文学的兴起拓展了英国文坛的全球化文学叙事样态,同时建构出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世界性特征。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是当代学界的关键词之一，20世纪后期由西方学界引入。民族认同内涵深刻，意义多维，它同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等领域诸多理论学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阐释。具体而言，民族认同是民族发展过程中民族成员“对具有独特民族遗产的价值观念、象征体系、记忆图谱、神话原型和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诠释，以及个体成员对民族文化要素的认同”。［1］20民族认同具有丰富的民族内涵、历史维度和广泛的文化传承，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以及文化传承，这些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融合日益深化，当代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传统范畴的局限，其研究开始走出自身文化的限制，呈现出新的认同样态，其中流散认同、少数族裔与原始民族认同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成为民族认同发展的新视野。在英国，除了古老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民族外，少数族裔如亚裔、南美裔和非洲裔等民族的融入，令全球化时代下的英国民族认同呈现为多元化认同。民族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在拉丁语中，指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人群共同体。近代意义的民族出现在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一词曾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中，《亨利四世》（HenryIV）中的福斯塔夫（Falstaff）说道：“我们英格兰民族（EnglishNation）总是能保持传统技能，凡是优秀的就能发扬光大。”［2］在民族发展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疆域限制了民族的发展空间，民族成员的活动集中于世代生活的祖地，同其他族群之间接触非常少。早期的民族实际上停留在族裔发展阶段，“在语言、种族或文化上具有某种显著的标准，因此他们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或共同生存过程中，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3］进入现代社会后，民族成员的活动开始超越空间、疆域和领土的限制，不同民族之间日益融合发展，民族也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和国际问题的核心焦点。安东尼·史密斯（AntonySmith）指出：“民族是一种能感知到的生活共同体，其成员拥有共享的祖地与文化。”［1］12民族是建立在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基础上的共同体，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和领土上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进一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阐释了民族的内涵，强调：“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尽管内部实际存在各种不公、剥削，但是民族总被构想为深厚的、同一的团结友爱。”［4］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认同的传承，而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民族及其成员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等要素的叙述、复制和传承。文学具有民族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在文学传统、故事原型以及语言修辞方面都有自身的民族特征。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叙事中的民族文化、民族记忆和民族创伤传扬民族精神，建构民族认同。霍米·巴巴（HomiBhabha）在《民族与叙述》（NationandNarration）中强调了叙事书写中民族认同的意义。“民族作为一种文化阐述形式（在葛兰西看来），是一种矛盾的叙事行为，它将文化放在了成效的最高位置，看作是‘从属、冲突、融合和再生的力量，与生产、创造、强制和引导是一样的力量’。”［5］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文学样态和创作范式成为不同时期民族认同的建构力量，文学叙事通过讲述民族神话、民族历史，表征民族文化，进而传承民族认同。文学叙事传承民族认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文学作品通过叙述民族神话、民族故事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认同。每个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故事，文学家通过向读者叙述民族故事，在文学作品中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古老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以及愚公移山等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精神力量。英国最古老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凝聚了古代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民族扬善疾恶以及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在文学叙事中逐渐沉积下来，并作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世代传承。二是文学作品通过表征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传承民族认同。文学作品最显著的是在叙事中表征民族认同，在认知学视角下，表征是在主观思维和心智的作用下，通过一定的符号、语言或图像，对一种事物和现象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再现。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叶芝（W.B.Yeats）和约翰·弥灵顿·辛格（JohnMillingtonSynge）等作家筹建了爱尔兰阿贝剧院（AbbeyTheatre），并创作演出了大量反映凯尔特民族文化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戏剧，叙述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倡导民族解放，传承爱尔兰民族认同。而英国皇家盾徽两端的绶带上用法语镌刻着的“内心邪恶者可耻”（Honisoitquimalypense）是英国君主制度与基督教精神通过文字和符号进行的表征。英国文学叙述和印记了英国民族认同的历史演变，文学叙事中的民族认同演变既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内在表征，也是民族认同叙述和传承的方式。英国的民族认同演变先后经过了民族认同的英格兰性、不列颠性和世界性三个阶段。一、早期的英国文学：民族认同中不断演变的英格兰性英国文学叙事中的民族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历史上英格兰是一个不同文化和民族角逐与融合的“竞技场”，关于英格兰性（Englishness），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它是英格兰文化、历史和传统的集合，包括语言文化、文学经典乃至地理风光等。简言之，英格兰性是指“英国人在身份认同（并相互认同）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认同的效果”。［6］英国文学叙事中民族认同的英格兰性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英格兰最早的定居者是凯尔特人（Celts），他们当时并不擅长书写，其早期文学基本都是口头文学。公元6世纪前后来自欧洲大陆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将凯尔特人驱逐到苏格兰等偏远地区，此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成为英格兰性的文化基础，如著名的《贝奥武甫》史诗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古英语的广泛应用奠定了英格兰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这一民族认同核心一直持续到11世纪。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率领联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黑斯廷斯（Hastings）打败英王哈罗德二世（HaroldII），这场战役将英格兰带入了中世纪的诺曼王朝。此后几百年，法语一直是英国王室和贵族使用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只在农村偏远地区使用，法兰西文化以及罗马天主教成为英格兰民族认同的核心文化。此后近三百年间，英法冲突不断，最终导致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年，亨利五世统领英军战胜法军，英格兰在同法国的百年战争中逐步建立起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为了进一步实现民族独立，英王亨利五世大力推行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他积极推进英语标准化运动，亨利五世以身示范开始在私人信件中使用英语，成为英格兰历史上自诺曼王朝以来第一个使用英语进行通信的国王。除了语言之外，宗教信仰也是英格兰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年，亨利八世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中，推动宗教改革，建立了英国国教。英国国教的建立使英国王权彻底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进一步确立了民族认同的英格兰性。“随着历史记忆和民族传统的不断积累，英格兰的文化亲和与感知也不断强化，这些也受益于英格兰教会的超强影响力。”［7］安东尼·史密斯进一步指出英格兰性是英格兰文化、民族向心力和英国国教等要素在共同的文化、祖地和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因此，英格兰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诠释了英国早期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印记在英国文学的创作之中。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从诗歌、小说到戏剧，无论是文学创作背景、叙事空间，还是人物事件及文学思想都具有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这也成为早期英国文学民族认同英格兰性的主要特征。最早文字记载的英国文学作品是日耳曼血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史诗《贝奥武甫》，该史诗“使用了古老的日耳曼诗歌语言”，［8］比如运用了双词比喻（kenning），以seawood（海中木头）代指战船，该作品开始以口头流传为主，现存的版本是“公元10世纪的手抄本”。［9］早期英国异教与基督教融合的过程在《贝奥武甫》中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史诗中有异教思想的体现——充满对原始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而对恶魔格兰戴尔（Grandel）是该隐（Gain）后代的描述显然是受到了基督教义的影响，《贝奥武甫》中的异教与基督教的融合也成为早期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中世纪的英格兰处于诺曼人的统治之下，此时英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有两点：一是教会权力一度凌驾于统治者之上，罗马天主教成为英国中世纪重要的文化认同。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成为社会认同的基础，这些构成了中世纪英格兰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中世纪早期骑士文学中的基督教思想、骑士精神和忠君思想在著名的亚瑟王（KingArthur）传奇《盖汶爵士和绿衣骑士》（SirGawainandtheGreenKnight）中有了鲜明的体现。随着文艺复兴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兴起，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同王权的矛盾成为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几个世纪的主要矛盾。杰弗里·乔叟（Geoffrey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CanterburyTales）中破天荒地呈现了资产阶级的身影，随后大学才子派（UniversityWits）戏剧中资产阶级对知识、财富和权力的渴望被书写得淋漓尽致，而莎士比亚戏剧中落后的封建礼教同新兴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碰撞得以完美呈现，文艺复兴时期封建社会和天主教的影响在英国文学中逐渐淡化。随后的17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叙述和传承了英格兰性中的民主进程。文学创作体现英格兰民主思想最为典型的作家当属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与莎士比亚不同，弥尔顿本身既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在英王复辟中屡遭迫害而双目失明。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潮高涨，英国最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弥尔顿在此期间写下了诸多的民主小册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Areopegitica），这部小册子最终成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奠基石，同时也成为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鲜明文学印记：夫为国献言，大夫条陈于明堂，议政于国会，一介之士则撰文章。文章，大业也。执笔之际，情为之移，神为之奋，或忧其败，或虑其祸，或切盼成功，或信其说必行。余作此文，各种心情悉有之，于此卷首，宜以主要动机，为读者述之。然今既脱稿，不日将见于公众，激越澎湃，不能自已，殊非卷首数语可毕其辞。虽然，余纵不作序，谅世人亦不以余责。此文之作无他，为国之爱慕自由之人，为国之提倡自由之人，为与彼等共雀跃同欢庆耳。全篇文字，可作争取自由之实证，甚或可作赢得自由之丰碑。［10］此文篇名出自约翰·弥尔顿的自造词“Areopegitica”，其词根“Areopagus”为希腊语，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希腊最高议会，其二指雅典郊外的阿瑞斯山（HillofAres）。古希腊教育家和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曾在此山设坛发表演说，弥尔顿以此为题表现出对英国民族政治和民主体制深刻的民族关切。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以及其创作的《为英国人民申辩》（TheDefenceoftheEnglishPeople）和《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heTenureofKingsandMagistrates）是英国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宣战，其著名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Lost）更是借助《圣经》故事情节猛烈抨击王权的典型，这些作品都是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民主进程重要的文学表征，在英格兰文学史上书写了民主进程的跌宕起伏，凸显了英格兰性中民主思想在民族认同中的彰显。最后，英格兰性中的民族关系也清晰地印记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在民族关系中，英格兰与苏格兰在历史上一直冲突不断。英格兰同苏格兰之间对立的民族情绪也不断滋生蔓延，这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表征对象。苏格兰形象在文艺复兴之前很少进入英国文学的叙述视野。年，由于伊丽莎白一世死后无嗣，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继任为英格兰詹姆士一世后，苏格兰开始逐步进入英国文学的叙述视野。荒凉、野蛮与落后是苏格兰在早期英国文学中的总体形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在戏剧中总是将苏格兰和荒蛮联系在一起。《麦克白》（Macbeth）虽然以苏格兰王室为背景，但是荒蛮的高地、残暴的弑君者和变幻莫测的女巫叙述了一种“他者”化的苏格兰意象。苏格兰在英格兰性中的“他者”地位在英国文学叙事中不断演变，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纂出版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尽管这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合并，但是这本字典中的一些词条内容却充斥着对苏格兰“傲慢的”俯视。比如字典中“燕麦”（Oat）一词的词条解释为：“一种粮食，在英格兰一般喂给马吃，但在苏格兰却依靠它养活人民。”［11］在早期的英格兰民族认同中，英格兰一家独大，唯我独尊。英格兰民族认同总是对其他民族排斥、对立或“他者”化。“‘英格兰性’在这一意义上，会激烈地妖魔化所有非英格兰的东西。”［12］由此可见，英国文学史上的点滴文字可以折射出英国民族认同中英格兰性的阶段性特征。总之，英国文学中的叙事演变准确记录和传承了不同时期英格兰性中的民族、文化、历史和政治变迁。“文学的标准是一种（宏）大叙事，因为它代表了由横扫一切的排除力建构成的，作为线性故事的文学整体的历史。如果以叙事事件作为各个历史时代的范围，那么这个标准就只能以这种方式运作，它将一个民族的文学史作为一种时代的序列来表现。”［13］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认同英格兰性的历史演变可以在文学叙事中得以建构和探究。二、文化自觉中的不列颠性：民族认同的多元化彰显承前所述，早期英国文学的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为单一的英格兰性，随着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发展，从18世纪开始英国文学的民族认同逐渐从单一的英格兰性转向了多元的不列颠性（Britishness）。首先，政治合并与民族融合促进了英国文学民族认同不列颠性的形成。年的《联合法案》（ActofUnion）与年的《联合法案》（ActofUnion）分别将苏格兰和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英国成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随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一，以及随后爱尔兰的并入，不列颠岛内的政治、民族和文化不断融合并呈现多元化发展。“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英格兰性最多算作一个文化定义，局限在诗人、小说家、语文学家、民间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范畴。在民族政治层面，英格兰性已经被淡化，偶尔才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变化是不列颠成为了世界列强和世界帝国统治者必然的反应。”［14］英国文学中的民族认同也从单一的英格兰性逐渐发展为多元的不列颠性。这一时期英国文坛中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表征民族认同。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省，是民族文化同他者的一种互动和交流，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批判，并通过这种自我批判形成文化发展的动力。葛兰西认为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原动力，文化自觉笃信和传承民族文化，在相互融合冲突中形成理性、多元的民族认同。文化自觉是“要成为自身的主人，使自己（的文化）与众不同，使自己摆脱（文化）混杂状态，要作为（文化）秩序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同时为达到这一理想状态，要遵循自身的秩序和纪律。而且我们也要去认识别人，认识他们的历史，认识他们如何达到现在的状态，如何创作出现有的文明”。［15］由此可见，文化自觉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或者具有相同文化根基的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同其他民族的融合中进行民族认同的一种自我建构。随着苏格兰和爱尔兰等民族的融合，文化自觉成为建构多元不列颠文化及民族认同的原动力。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表现为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表征和传承的矢量合力。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sm）的前言中，列举了爱尔兰民族积极建构民族认同的原因和方式，萨义德认为文学叙事也是一种民族认同的建构方式，这种文学书写中的文化自觉“主张其自身的身份认同，维护其现存的历史”。［16］xii这一时期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笔下的荒诞的政治“文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小说中的伦敦城市文明、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小说中的爱尔兰殖民创伤、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小说中工业革命下的英格兰乡村以及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诗歌中的苏格兰传统等等，这些文学叙事中的人物、事件、空间和文化传统呈现出一幅幅鲜活、深刻多元的民族认同画卷，凸显了英国文学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其次，苏格兰与爱尔兰文学的发展丰富了英国民族认同的不列颠性。在英格兰性阶段，文学作品从诗歌、小说到戏剧，无论是文学创作背景、叙事空间、人物事件，还是文学思想，都是典型的英格兰特质，几乎见不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影响。18世纪后，随着英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英国文学结束了英格兰作家独霸文学史的局面，苏格兰文学和爱尔兰文学不断创作出享誉世界的文学经典。“先从文化上看，倘若18世纪没有了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乔治·伯克利（GeorgeBerkeley）和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何谈英国文化？如果不提爱尔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Goldsmith）、爱尔兰剧作家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Sheridan）或影响深远和广受赞誉的爱尔兰小说家玛丽亚·埃克沃思（MariaEdgeworth），何谈18世纪的英国诗歌、戏剧或小说？……显而易见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成就确保了18世纪既非爱尔兰，也非苏格兰或英格兰的，而是确确实实的不列颠启蒙运动。”［17］最后，多元文化促进了英国文学民族认同从英格兰性走向不列颠性。一方面，18世纪晚期先后出现了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格特（WalterScott）、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苏格兰现代主义作家休·麦克迪儿米德（HughMacDiarmid）和当代苏格兰女作家J.K.罗琳（J.K.Rowling）。其中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用苏格兰语言创作了具有鲜明苏格兰民族特征的《友谊地久天长》（“AuldLangSyne”），作品感人至深并成为世界经典。年，这首诗被选为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Bridge）主题歌后更是风靡全世界，歌曲随后被翻译成数十国语言，影响深远。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论英雄、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是19世纪英国散文的经典，在英国文坛享有盛誉。当代苏格兰女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HarryPotter）风靡当代世界文坛。此外，众多的英格兰作家和世界文学家开始将创作视野延伸到苏格兰高地，如威廉·华斯华滋（WilliamWordsworth）的《孤独的刈禾女》（“TheSolitaryReaper”）以及诺曼·道格拉斯（NormanDouglas）的小说《南风》（SouthWind）都给读者展示了粗犷绚丽的苏格兰风光，叙述了苏格兰悠久的传统文化。“众多的知名作家与苏格兰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华兹华斯、塞缪尔·柯勒律治和约翰·济慈等，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她在《我们在高地的生活日志》中记载了苏格兰的旅行度假生活。女王深深陶醉于苏格兰天下无双的景色中，使用了‘如画’‘美丽’‘迷人’‘妖娆’‘恬静’和‘静谧’等大量的华美之词。她热情洋溢地写道：‘这是何等美妙的享受，阿尔伯特（本文注：Albert指女王丈夫）最喜爱这里。’”［18］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Vern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BeecherStowe）以及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都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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