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让人怀念的旧巴黎，片里的主人公总是想要回到过去，那个所谓的黄金年代，我们现在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你在这个充满进步与欢愉的幻觉的年代里也无所适从，不如看看六十年代的巴黎。那时的巴黎，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充斥着摇滚音乐和“六八年”气氛的酒馆、咖啡馆尽头，有一群“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重获了自由，却永久地漂泊着。

当往昔的阴影笼罩在生活的苍穹时，我们该如何去讲述过去，又该如何去面向未来？在巴黎的小酒馆里，一群流亡者在流亡的阴影下构成了六十年代的巴黎生活志。

年4月，在萨特葬礼上，出生于典型巴黎中产家庭的米歇尔·马里尼，遇见一位童年认识的捷克流亡者，让他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巴黎。那是法国经济腾飞的年代，是不同思潮涌动的时代，是文化盛世，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弥漫着前“六八年”的气氛，背景音乐是热烈的摇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掀开了酒馆尽头那扇神秘的门帘：一个全新的世界。除了会在围棋比赛中作弊的萨特，这里还有一群被迫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却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人们。无论是医术高明的出租车司机、永远喝不醉的明星飞行员、奇迹般生还的电影放映师还是神秘莫测的摄影师，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这些人被迫放弃了爱情、家庭,抛弃了地位、身份，在巴黎获得了自由，却永远都在漂泊。故土的经历是他们内心的一片阴影，挥之不去。

他走进每个流亡者的悲喜人生，成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俱乐部的一员。这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城里的流亡者俱乐部小酒馆，在酒精的作用下，为我们呈现了在此避难的男人们在铁幕另一端的过去。同时，也呈现了六十年代的巴黎生活志：巴黎中产阶级出生的米歇尔·马里尼，也反观着自己在自由世界的生活，尽管没有酒馆里那些成员刻骨铭心的流亡记忆，在父母离异、哥哥逃离、朋友远去的青春期里，小酒馆里的米歇尔也因此瞥见了个人生活背后的历史巨轮。

没有谁可以将生活截断成纯粹的此刻而存在着，生活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该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安放自己呢？或许，这本书可以带给你别有洞天的生活思考。或许，生活允许我们作弊，却不能永远作弊……

以下节选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俱乐部》（[法]让—米切尔·盖纳西亚著，樊艳梅译，新经典｜新星出版社年7月版），作者让-米切尔·盖纳西亚是法国作家、编剧。原为律师，后成为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这部小说的创作历时六年半，完成时作者9岁。小说在年一经出版即获成功，荣获年高中生龚古尔文学奖。

年8月13日清晨，他们头顶上的天空崩裂了。他们如梦初醒，目瞪口呆，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都一直沉浸在这片阴霾中。前一天夜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闭了苏联与西欧之间88个通道点中的69个，并且一夜之间建立了第一面铁丝砖瓦墙，在柏林城四周绵延1公里，其他另有11面墙矗立在两德之间，围墙线上所有房屋的门窗都被堵住了，这些墙高3.6米，深.1米，设有96个哨所，30座监控塔，0座避弹室，9个配备警犬的小分队。

最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并不是这一举措的突然与耻辱，不是其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理性，也不是这种做法的专制、对人类的蔑视以及被伤害的生命，不，这些他们都已经很了解。让他们惶惑不安的是，他们自己错误的分析、一致的盲目性、对一切的不解，以及想要坚定地相信体制可以改善的渴望，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再也没有任何希望可以挽回一切。这堵墙就像是一座新的监狱，他们被关在里面。他们就像是急切等待被释放的犯人，最后却被告知刑期延长为无期徒刑。

弗拉基米尔垂头丧气：“再也不可能与家人团聚了。”伊果喃喃自语：“这次，我们是永远分离了。再也见不到祖国了。”伊姆雷又说了一句：“我们真是傻瓜。再也不可能改变了。”和往常一样，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们都用迪镇白起泡酒碰杯庆祝。雷奥尼德接着说：“只要我们还能喝，就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好好享受吧。”维内并没有继续抒情：“举起我的酒杯，敬所有那些让我们如此激动的混蛋们。”伊姆雷松了一口气，他想现在不只是匈牙利人被欺骗了。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大家看到在俱乐部里出现了好些可怜的德国人。会讲法语的那批，留在了巴黎；只会说英语的，则不得不被迫迁到伦敦。因为他对俱乐部的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提名为俱乐部终身荣誉会员。

伊果·玛基什在法国生活了七年。他离开列宁格勒时那里是怎样一种局势，他不愿意提起。与其他人一样，似乎也是因为政治原因。一旦我触及这个话题，他便会露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他与维内·托勒一样，是这个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他们相当于一个行政手续咨询办公室。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获取合法身份证件，不要在日常身份检查中被逮捕，不要被驱逐出境，最终能够安定下来，让过去成为过去，重新开始新生活、开始工作。成为合法公民，这是他们的心愿。只有那些曾经置身于不合法境地的人才会明白逃亡者持续的焦虑，九死一生后，他们还不得不与警察局的工作人员这些神秘的敌人进行斗争。

他们经常谈论各自的国家行政机构，从而了解哪一个最苛刻、最善变、最可怕。他们都为各自的祖国辩护，强烈要求获得无人想要的“世界上最愚蠢的政府”这一名号。他们讲述他们曾亲眼见过或者经历过的冗长的故事：不得不证明自己没有死或者自己不是某个背叛祖国的叛徒的亲戚，自己不是可疑分子，反正清单上的罪名有无数个。某个捷克人刚讲完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其荒谬性足以让他摘得冠军，又立马被另一个波兰人或是匈牙利人超越。最终，他们一致认定俄国政府是最最愚蠢可怕的那一个。雷奥尼德·科里沃谢伊用最严肃的表情讲述了他经历过的一次冒险：“我同另外两个俄国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被捕。‘我啊，’一个基辅人说，‘我迟到了五分钟，有人控告我怠工。’‘我呢，’一个从诺夫哥罗德来的男人说，‘我早到了五分钟，有人控告我是间谍。’‘我呢，’雷奥尼德说，‘我准时到达，有人控告我是在西方买的手表。’”

大家都哈哈大笑。雷奥尼德发誓说这不是玩笑，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作为证据，他给我们看了他的手表，一块表面为放大镜片的Lip总统腕表，是当时他从莫斯科飞伦敦途径巴黎时别人送给他的，戴高乐与艾森豪威尔戴过同一款手表。大家都觉得不可信，这让他很恼火。这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雷奥尼德总是会开玩笑。同他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你是在耍弄我们，”蒂博对他嚷道，“在你的一生里，你从未被捕过。真不知道你是个谎话精还是傻子王。”雷奥尼德的笑容止住了，他喝光了酒，盯着蒂博看，两眼放光：“要是有一天，你再说起这几个词，我会杀了你。我向你保证，我会用这双手把你掐死。相信我，这不是演电影。”

专家团把非同寻常的荒诞金棕榈奖颁给了托马斯·扎杰洛夫斯基，他曾是《人民论坛报》的记者，号称是波兰政府的一级罪犯。他被地处华沙市郊街区的市政府召见，一位女国家公务员抱着怀疑的神情问他是哪位。当他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她认为他是骗子，因为真正的托马斯·扎杰洛夫斯基已经于三个月前被关进了比亚罗莱卡的国家监狱。托马斯意识到警察搞错了，本来要逮捕他，却逮捕了另一个不幸的人，那个人当时声称自己是皮约特·勒凡斯基，极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却也无用。其实那是一个误会，那个勒凡斯基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托马斯觉得自己完蛋了，他等着被抓，但是那个被他的魅力（他确信自己是一个让人不可抗拒的美男子阿波罗）迷住的女公务员告诉他扎杰洛夫斯基最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已经因叛国罪被判十年监禁。托马斯于是对她说他才是真正的皮约特·勒凡斯基，从而摆脱了困境。他还说他有时会自称托马斯·扎杰洛夫斯基，是因为他曾在那个人的家里住过，而且还是那个人的妻子的情人。女公务员有些怀疑，但是托马斯说出了不容辩驳的理由：“如果我是托马斯·扎杰洛夫斯基，您觉得我会冒险来这里吗？明知道自己犯了叛国罪。看着我，我难道看起来像个会自投罗网的傻瓜吗？”

女公务员无法回答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推论，他补充说可以回家去取资料来向她证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她放他走了。他便乘机立刻逃走，只带了身边的几件东西。托马斯一到法国便写信给波兰政府，指出了他们的失误，他并不知道他的信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俱乐部里的人确信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政府总是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丢面子。就像曾经在华沙做过律师的让·帕克考斯基指出的那样，一旦宣布刑罚，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一切都无法重来。这个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我想象着那个可怜的皮约特·勒凡斯基，因自己没有违犯的错误而被判刑，而且还被人夺走了自己的名字。我不明白他为何会承认另一个人犯下的错误，伊果对我解释说：“在我们国家，怀疑便意味着确定无疑，这是体制的基础。你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大家怀疑你有罪，那个皮约特肯定有应当感觉羞愧的地方。”

惊心动魄地逃离波兰后，托马斯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服装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他过得很舒适。他长得漂亮，穿得也优雅，一直都很吸引人，每个周日他都会去拉朴街上的舞厅，他少不了同我们讲他那些风流事，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和谁在一起。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将法国政府同东边那些国家相比的话，它算得上清明、简朴的典范。但要是不小心落到一个阴险狡诈之徒手中那可要当心了，那种人躲藏在政府这棵大树的阴影下，信仰共产主义的公务员憎恶那些污蔑苏联与兄弟国家的叛徒，因为那些国家是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

最高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逻辑上讲，如果像他们那样，从铁幕的另一边来到这里，本应该最容易获得这一身份。但存在一个意料之外且不可绕过的障碍：可恶的帕特里克·胡索，他是管理政治避难的办公室主任，华而不实。他温暖的微笑充满欺骗性，他的同情心则是一种为了更彻底地摧毁你的武器。弗拉基米尔曾有一次发现他正在隔壁一家酒馆的柜台边看《人道报》，他在迷糊中告诉弗拉基米尔唯一称得上政治难民的人只来自于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个坏蛋正在筹划阻截或者拒绝来自东欧的一些材料，那些国家把罪犯与反社会分子驱逐到我们这里，他说。总是会缺少某份文件、某个公章或者是某份证明，已经办完了二十道手续，本以为资料都已经齐全，某个证书却丢失了或者损坏了，又得从头再来。胡索甚至让一向沉着冷静的帕维尔·西布卡都失去了理智，如果不是伊果和他一起去，他大概会掐死胡索。胡索向他要一份公民身份证明，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胡索借口说因为他出生于波西米亚，政治避难的身份不能给一个吉普赛人。作为一个前驻保加利亚大使，这是一种致命的侮辱，胡索吃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帕维尔又等了三年才获得合法身份。伊果了解警察局、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每一个机构，需要的各种材料以及需要的份数，应当避开的公务员名单以及可以收买的公务员名单。在衡量了为了获得身份必须面对的各种困难后，他们一致认为巴黎警察厅居留卡办事处的公务员是恶毒的工会会员。

伊果讲法语时带有轻微的口音，大家都会把他当做阿尔萨斯人。他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是先学法语再学俄语。他父亲在尼斯租了一栋别墅，他还记得童年时期他在安格莱街上度过的暑假时光。那还是在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果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往事，他费了很大劲儿试图开始新的生活，不愿意被自己的过往困住。他们家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圣彼得堡有自己的诊所。他们的生活很快被革命摧毁了。他一点都不后悔，一个新世界到来了，每个人都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毕业后，医院做医生，但是没有取得心脏科医生专业资格。他没有时间继续学业，因为不得不维持家人的生计，但大家都很快乐。后来，地球停止了转动，继而爆炸。某个周日的傍晚，他又透露了一点真相：“卫国战争时期，我曾在前线做过外科医生。我甚至在高尔基市场轰炸中做了一台剖腹产手术，我们只有伏特加做麻醉剂，母子平安，手术过程你都无法想象。如果有人之前和我说，我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到了那里，我看到护士们用烧成白色的工具剖解器官。战争时期不需要资格证书就可以做手术，重要的是使人活下去，不是吗？”

战争摧毁了他的城市。他在红军部队中以医生的身份战斗，奇迹般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之后他又加入了对抗德国的战斗。医院时做了六个月的挖土工人。他总是会想起那时的一幕幕情景。列宁格勒被毁灭。到处都是废墟，望不到尽头。一群群饿得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幽灵为了抢吃流浪狗或者树皮而打得不可开交。小街、大道还有运河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要重建一切，就像从前那样，建得更好、更大、更美。在一个相当于整个俄罗斯那么大的大工地上。伊果再也不想说起那个时期的事情，必须强迫他他才会说：“如果我不逃，现在我早就死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提了另一个问题。他假装沉浸在棋局里。有时，他会开口吐出只言片语，依据他的回忆。我得自己想方设法完成整个拼图，而最重要的那几片总是缺失。在那里，他留下了自己的母亲、妻子、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儿子以及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儿。八年来，他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我过了好几辈子，但是我都忘记了。要么忘记，要么死去。”

他的谜一般的沉默让我更加好奇。他回答我问题的方式、他的保留虚构了一个神秘的过去，我想弄明白这一切。伊果决意不再说那些事。他的生活，唯一一段他愿意提及的生活，是从他来到法国后开始的。他自有同你说话的方式，那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让你觉得舒适。我从来没有听到谁说他的不好。相反，每个人都喜欢他、尊敬他。他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威严的姿态、蜷曲的头发、蓝色的目光还有温暖的笑容都让人不得不注意他。他与伯特·兰卡斯特有点像，我们总是以此来嘲笑他。“你应该投身电影界。”“不可能，我不懂如何撒谎。”

伊姆雷哭了，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准确地说，他不是哭，只是流泪，当他讲述布达佩斯的时候。“你这样也是无济于事。”蒂博搂着他的肩膀，试图安慰他。我也试着让他心绪平静下来。伊姆雷目光迷离，就像是那些睁着眼睛做噩梦的人。他的眼前又浮现出被围攻的柯凡电影院的样子，学生们在那里相互配合制造“莫洛托夫”燃烧弹，机枪扫射躲在拱廊下面的人群，到处横七竖八堆着尸体。他听到坦克的履带在沥青地面上发出呜呜的声音，绝望的人群中传出困惑的叫喊声。

“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柯凡电影院，名字叫奥东。他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爬上了坦克，将燃烧弹扔到坦克的炮塔上，在坦克爆炸前跳下来。他只身一人解决了二十几辆坦克，我不知道他最后怎样了。当他们开火时，我从电影院逃走了。”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总会犯下一些错误。我们寻找或好或坏的理由，而且真的找到了，然而那不过是一些歉意或者借口。所有理由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发现自己极端愚蠢。血洗匈牙利的悲剧事件结束后，蒂博、伊姆雷以及十六万从匈牙利逃走的人中的大部分在几十年里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匈牙利人是笨蛋吗？他们是不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他们是否像孩子一般诚实呢？他们是否原本可以避免那次让两万五千人丧生的灾难呢？他们怎么会如此低估敌人的力量呢？一次次无休止的争论过后，一次次回忆溃败时的种种情景之后，他们都总结说这一切是无法避免的。伊姆雷认为，不应该有任何怀疑。火灾并不是自发的，但没有人明白一切是怎样燃烧起来的。其实是有人一直朝着火盆煽风点火。

过去的几个月，“自由欧洲广播”从奥地利用匈牙利语播放节目，几乎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听这节目，它不停地鼓动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并且保证西欧国家会援助他们。人民应该是表现出了想要起身反抗的意向，他们觉得可以相信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援助，美国人设立在德国的基地离布达佩斯飞行时间不到一小时。成百上千万的匈牙利人收听了这个广播，大家真的相信西方国家的军队会帮助他们摆脱苏维埃的压迫，他们觉得必须要起来反抗。年轻人、学生乘共产党领导犹疑不决以及苏维埃军队暂时撤离时行动了，大家以为他们的撤离证实了自由欧洲广播的论调。一开始，这些人看到自己竟然敢造反，觉得害怕极了。10月3日开始，这种恐惧消失了，他们觉得年革命又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领导者，没有任何人领导革命。短短一个星期，匈牙利就被闹事者掌控，大家又获得了自由。没有任何有序的组织，到处混乱一片，推倒斯大林的雕像也不会被枪决。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正忙着应付苏伊士危机，并不打算介入这一事件，而艾森豪威尔只考虑着自己选举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持的自由欧洲广播根本不管匈牙利人的死活。

“那片土地上的大部分民族，要么被苏联人蒙骗，要么被美国人蒙骗，”伊姆雷啜泣着对我说，“而我们，我们则是唯一既被苏联人又被美国人欺骗的人。永远都不要听信广播里那些愚蠢的话。”伊姆雷之所以哭泣是因为世界已经变了。俱乐部里几乎很少会有共识，他们都喜欢争论不休、无端指责。如今，布达佩斯事件再也不会重演。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认同的。匈牙利人白白送了性命。沉默者因为找不到任何反面的论据而觉得困窘。种种正面、客观的征兆，最后都走向了无可避免的民主化。

“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弗拉基米尔说。冤假错案、集中营、KGB还有斯大林都在慢慢消失，就像是冰块在阳光下逐渐融化，白日接替了黑夜；这两个类比分别出自弗拉基米尔与帕维尔。托马斯提到了蛹破茧成蝶，格雷高里约则提到了痛苦的分娩。不管是怎样的意象，它们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意义。年那个烈火燃烧的夏天，共产主义发生了变化。终于，多亏了赫鲁晓夫小爹，在集中营中被枪毙或者失踪的作家、诗人被平反。因为他，我们又可以拥抱希望了。在东欧各国，自由报刊与独立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要求终止独裁而荒诞的计划经济体制，稍微恢复一点自由主义，他们要求民主、自由选举、创建政党以及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取消秘密警察制度，他们并未因为这些言论被逮捕或者被关押。这些报纸在每个地方被争相传阅，过去只能在地下流通的书籍现在可以正式出版。赫鲁晓夫甚至准许曾经的一个犯人索尔仁尼琴出版一部很特别的小说，故事就发生在古拉格集中营。

“这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帕维尔坚定地说。

是伊果教我下棋的。他是第一个走到我身边，让我与他下一局的人。我其实从未下过棋。我随意前移了两个棋盘格之间的卒，按照我见过的样子。他将他的卒移至我的前面。我又装腔作势地走了两步棋，接着我将马当做卒走了一步。他是一个好老师。没过几天，我就掌握了规则，开始实战。当他同我说这些时，我并不明白：“好了，你已经会下棋了。现在，你必须得慢慢成为一名棋手，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往往好几个小时都说不了几句话。总是他赢。我绞尽脑汁也没用，猜棋、试图布局、设计战术、掩饰步法都没用，他看我下棋就像看一本打开的书。他看着我亦步亦趋、小心翼翼。我试图使用战术，这让他觉得好笑。两年间，他是我唯一的对手。那些会下棋或自以为会下棋的人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一个初学者身上。当我向他们提出下一盘棋时，他们都会回答：“等你会下棋了，我们再同你下。”

他们接受我是因为伊果接受了我。谁都可以进来在俱乐部里下棋，但是必须由他或者维内决定谁可以成为会员。没有别的衡量标准，除了他们的个人意愿。如果来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们知道如何打消他的念头，或者想方设法让他放弃：“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我们不再接受任何人，您只能列在候补名单上。”

两年后，我终于使他无子可走。我们打了平手，没有输赢。于我而言，这是一种胜利。伊果看出来了。“还要两三年，老弟，然后你就可以赢一局了。”

我花了一年时间打败了他，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那天坐骨神经痛把他折磨得半死，他没法一直坐在凳子上。来到法国后，伊果曾试图再做回医生，但是被拒绝了。他的文凭在法国不被承认，没有任何可能再取得一个同等的学历。他离开列宁格勒时很匆忙，没有带任何官方文件或者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话。战争期间他作为军医的从业经历以及他的奖牌都没有任何用处，唯一的方法只有医师协会的一名成员好心送给他的劝告：从零开始。五十岁时再开始七年的学业，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没有经济来源之外，伊果还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患了失眠症，自从19年3月他逃出苏联后便一直如此。到达赫尔辛基后，他整整十一天没有睡过觉，他以为自己会筋疲力尽而死，最终摆脱这一不幸。但他身体的承受力超越了极限，他一直醒着，慌张，脑袋混沌。他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慢慢失去神志，零下十度的天气里，他赤裸着上身在路上走，一边还声嘶力竭地唱歌。有人为他注射了一支镇静剂。清醒后，他拒绝服用为他开的安眠药，直到一位同样被可怕的失眠折磨过的医生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如果您晚上睡不着，那是因为您的生物钟倒过来了。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有些怀疑。怎样才能睡着呢？不知道。也许，回到列宁格勒去？这剂药很可能比痛苦还要痛苦。照我的样子做吧，白天睡觉，晚上工作。”

伊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又恢复了有规律的生活。他到达巴黎后，第二个月便开始在雷阿勒的蔬果店做搬运工，同时等待医师协会的回复。他的背总是发痛。他后来在玛德莱娜地铁站附近的一家旅馆找到了一份夜间巡逻员的工作，他无聊得要死，医院做过两年夜间担架员。他一直都在思索，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不得了的错误以至于沦落至此，直到当天夜里他遇到了两个男子，他们改变了他的命运。

维克多·阿纳托列维奇·沃罗迪纳伯爵像贵族一样驾驶着自己超豪华的火红的SimcaVedette（–年法国SIMCA汽车公司出产的汽车系列），他从事二等座司机的高贵职业，其实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托比亚克街上，他搭载了一个浑身都是血的流浪汉，那人被谁打了，被丢在那里等死。他差点从流浪汉身上碾过去，最后一刻他急刹车，发现那个人并没有死。内战时，维克多有幸见过许多伤者与尸体。那个人脸上和耳朵里都在流血，他看得很清楚，这个垂死的人状态很糟糕。从维克多·沃罗迪纳的样子便可看出他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粗野的人，一个爱说谎的骗子，他从来就不是什么伯爵，也没有服侍过神圣俄国的沙皇，他也从来不是杀害拉斯普金（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的宠臣。被认为是东正教中的佯狂者。因丑闻百出遭到公愤，被尤苏波夫亲王、狄密翠大公、普利希克维奇议员等人合谋刺死）的俄国王子菲利克斯·尤苏波夫的表兄与心腹，他曾十分肯定的说过这些事，而且不停地对目瞪口呆的客人们描述各种细节。他的无稽之谈澄清了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作中的错误，他们轻易就相信了那些叫嚣着是真相的谎言。菲利克斯王子在巴黎的时候，维克多有幸能为他开车。尤苏波夫拒绝评价俄国，但是愿意与同胞讲俄语。他认为，他们最终将胜利回国。维克多·沃罗迪纳曾是沙皇军队里的一名普通士兵，是愚蠢的登尼金（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白军中的军士，后来又是并不温和的弗兰格尔（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军队里的军士。深更半夜他把从弗利–贝吉尔载上车的两位客人在毕家乐放下，将奄奄一息的男人拖上车，医院。

一点二十五分，担架员伊果帮他将伤者从出租车里抬出来，伊果听到一声咒骂，原来是驾驶员发现白色的座椅上沾满了血迹。听到有人骂骂咧咧发了一通火，而那人讲的正是自己祖国的语言，这种时候，即使你在法国已经生活了三十三年且法语讲得如同一个巴黎人，也必然不会无动于衷。当两个被祖国驱逐的同胞在外国又相遇时，他们为重逢感到幸福，过去不再重要。他们本可能相互憎恨相互毁灭，现在他们却相拥在一起。听到自己的姓氏感觉很好，在法国，大家有名无姓。忽然之间，仿佛是祖国的一点味道、一点音乐、一点光又回来了，虽然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严格意义上的东正教徒，反对犹太人，讨厌女人，憎恶布尔什维克；另一个则是他曾经的敌人，一个活跃、坚定、热情曾加入共产党的红色分子。这些在俄国会让他们彼此相互残杀的差别在这里却消失不见了，尤其是这两个俄国人还都患了失眠症。

结束了夜里的工作，医院，把男子接回自己的住处。他顺道去见了苏珊娜，向她打听治疗他需要带走的药物，或者是否可以拿到一个药方，她耸耸肩，用手臂把他挡开，离开了护士办公室。伊果把为男子买的东西装在塑料袋里，这时，有人敲病房的门。马奥警探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我被这个故事烦死了。我向警察局失踪人口办公室提出搜寻申请，我有一个安地列斯朋友在那里工作。他是马提尼克人，但是，他那个人是能帮一定会帮的。他在那里待了一夜，在记录非紧急失踪人口的档案里，他发现有一个女房东报案说她有个男房客，一个原籍德国的流亡者失踪了。没有别的讯息。”

伊果还说，维内医院赶了出来。阿尔贝·玛库索气得满脸通红，大喊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太疯狂了！告诉我我是在做梦！维内·托勒是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依托铸币网络，他擅长潜入德国各个行政部门。他因为抵抗运动获得了勋章，他有克利格尔—瓦里蒙（二战时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共产主义战士，战后成为议员）亲自签发的FFI证（二战时法国各个抵抗运动组织联合组成的反抗法西斯的军事组织）。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国家里啊？”

“我不知道抵抗运动中还有德国人。”马奥说。

“战争开始时，法国有一些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至少三四千人，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逃离自己的故国来到了法国。很多人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充当秘密联络员、翻译，接收被魏玛政府迫害的群众，他们为抵抗运动提供大量的信息，最后却被法国警察出卖。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或者共产党员，但是也有基督教徒、社会民主人士或者普通的公民，他们并不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战争还未开始，维内已经开始从事抵抗运动。他很清楚我们将遭遇什么，而我们当时却不了解。他做过的事、他九死一生的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所以战后他并不想回去。同那些曾经揭发您、逮捕您或者为刽子手鼓掌的人做邻居、做同事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拒绝说德语，但是他的口音太重，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口音，因为口音简直是长在他的舌头上的。如果他认真说，还能做到。一次我们被一个巡警拦下，我听到他用巴黎口音与自己的同胞说话。他不再是德国人，他也不是法国人，他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

四年后，当伊果和我说起那次事件时，我表现出一种难过的表情：“真让人难以想象。”

“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来形容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词语可以描述不存在的事以及我们无法想象的事。维内的康复在几秒钟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伊果对我解释道，“这就使得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自以为无穷的想象力，反思一下我们苍白的想象力，我们总是将想象力等同于一种理解力。古拉格、种族灭绝、集中营还有原子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就根植于我们中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规模。它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摧毁了我们对人类的信任，使我们看到人类变成魔鬼的样子。事实上，这足以证明我们无力说服别人，这正是我们创造能力的最高点。我们可以想象不可想象的事，例如在时空中旅行、预先猜中彩票的数字或者遇到理想的爱人。毕竟已经有人创造了抽象画和有形的音乐。我们可以想象一切，但不能想象这件事，不能想象一种奇迹般的康复，这并不是因为偶然或者运气。”

当我路过尚波里永街时，我看到了维内。放映室正对着街道的斜坡，他开着门好让屋子通风。他的老板又买下了隔壁的电影院，现在他负责两个放映厅，他的工作量就是以前的两倍。但因为电影场次都是错开的，所以并不妨碍他。稍稍得空时，在换电影胶卷前，他会在门口抽一根烟，我们会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他请我免费看电影。通常，我会拒绝他的邀请。有时，在俱乐部，他会预先告知我们即将放映一部万万不可错失的好片子。狭窄的放映室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且放映机会发出声音。如果大厅里人坐不满，他会让他的领座员朋友为我们留位子。电影院里放映的带字幕的外国电影并不好看，台词又多，他却总是评论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和他说我讨厌这些，我只是不再从尚波里永街上走。站在远处的他肯定也感觉到了。有些书必须避免太早阅读，我们会理解不到位或者理解过头，电影也是。我们应该在上面贴上这样一行话：未真正经历人生之前不要看电影、不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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